但如果回头看,事情的起因,李雪莲应该是自作自受,因为这个失信的循环,起于她。
是她提出假离婚,试图欺骗法律和国家,把事情走到了死胡同里。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失信,是一个循环。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人,即便是最被同情的李雪莲也不是。一个无法区分好人坏人,让人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故事,但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每个观众的影子。
所以,它更有现实价值,整个社会阶层中流行的虚伪,相互的欺骗,可做而不可说的“失信”,就是这个荒诞故事的内里成因。
这也是刘震芸编故事的一贯手法,往往先从家庭开始,原本应该最亲的人,相互欺骗失信,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谎越来越大,最后搞成了灾难。
《手机》是这样,《一句顶一万句》是这样,《我不是潘金莲》格局更大一些,从家庭外延到社会体制,还是在说这个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如果家庭总是出这样的问题,那社会的病也应该不轻,更勿论矛盾最集中的官场。原本应该依法治国的社会,最后只能靠意外来解决问题,一切都成了笑话。
更为有趣的是,电影中还特地做了一个突出比喻。法院的老庭长夫妻二人携手走过了50年金婚,下属摆酒祝贺,问秘诀是什么?
老庭长答曰:“忍!”
老伴拍桌子怒曰:“不对,是一忍再忍。”
法律工作者都要靠着“忍”这个含糊的字眼,而不是靠“理解”,“讲理”这些更明确的字眼来解释50年的携手,宋铮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也很符合中国人的现实状况。
如果李雪莲开始的时候忍一下,是不是就没后来这些事了呢?
谁TM能知道!
俩人定下来要拍的事,接下来就是怎么拍的问题了。
怎么拍?
宋铮首先想到的就是原版《我不是潘金莲》那独特的构图了。
前世,“圆形构图”可谓是《我不是潘金莲》在画面上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据说这还是冯晓刚和摄影指导罗潘在一次争议后的产物。
整部电影当中,发生于小镇的故事,全部采用了圆形构图,离开小镇到外地,则采用了正方形构图,最后的结尾,告状的问题解决,所有人回到正常生活,画面恢复到正常的全画幅。
在电影上映之后,面对众多的疑问,冯晓刚给出的解释是,构图的变化是为了体现中国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圆和方在故事中形成了最直接的画面暗示。
而在宋铮看来,这种画幅的变迁,还体现了李雪莲生活的逐步开阔,从开始陷在告状的问题中,到最后恢复正常,视觉上的束缚慢慢打开。
因为“方圆构图”的尝试,整个故事在画面上体现出强烈风格的同时,也对表达有了很大限制。
圆形构图时,摄影机多采用平静的旁观视角,以静止镜头和简单平移为主,多采用中远景,没有强烈的推拉变动,缺少近景特写,仿佛一部无法变化视角的舞台剧,情绪上很收敛。
再配上简单的字幕,低对比度的昏黄色调,以及冯晓刚安静悠然的旁白,完成了一副“尘世风情画”。
到了接下来的方形构图,远景更多,强调对称和端正,体现体制的秩序森严,同时反衬李雪莲个人在体制的渺小无力。
不过,方圆构图的画面有新鲜感,也好看,可同样因为画面的限制,以及故事中人物的庞杂,对演员的表演形成很大束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缺少近景特写,使得表演中动作表演居多,细微表情的戏份少,因此演员的体态、步伐、姿势是每个人物用以表达情绪的主要手段。
不能不提的就是范兵兵的李雪莲,这部戏大概可以说是她从影以来奉献过的最为精彩的演出了。
起初告状,生活中是急匆匆的脚步,腰略弯,头向前伸,一副着急倾诉的姿态。直到从燕京归来,告倒了一批官员,她在对话中就挺直了腰杆,不卑不亢,而在感觉被赵大头欺骗,胜利无望之后,她又回到了浑身无力,步履拖沓的状态。
作为整个故事中唯一的女性角色,也是推动整个故事前行的动力,整部戏所有的戏剧冲突都在围绕着李雪莲一个人进行。
刘震芸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也花费了不少心血,宋铮就觉得李雪莲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活在一个不为人理解,觉得她“无事生非”的孤独环境中,没有一个活人能和她坦诚沟通,有什么心里话,只能和牛栏里的牛对话。
想要将这种状态完美的呈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缺少足够鲜明的外在特征,沉默、回避、言不由衷,是这个角色的常态。
而在电影中,范兵兵低头,缩肩,咬牙,瘫坐,不同场景表现各异,人物的压抑和倔强表达到位。直到得知前夫死讯,告状无望,坐地嚎啕,完成情绪的爆发。
可以说,范兵兵能够在西班牙的电影节上拿到一个最佳女主角奖项,一部分是因为人物设定优势,另一部分也是她的确达到了人物的灵魂层面,塑造了一个无知而倔强的农妇。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范兵兵太漂亮了,出色的外在条件显然不是化妆能够完全掩盖住的,这导致她这个农妇的说服力不足,直到后半截妆容苍老才好了一些。
想到范兵兵,宋铮又忍不住去想这个女人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就因为听了他说的一个故事,范兵兵就兴冲冲跑去体验生活了,现在人跟哪,宋铮都不知道。
不过,这也算是好事,至少范兵兵现在已经开始真正的去正视自己演员这份职业了,以前的她不管做什么都像个投机的赌徒,现在就好多了,最起码开始尊重自己的职业。
拍完《万箭穿心》,再拍了这部《我不是潘金莲》之后,想来她就可以彻底摆脱花瓶这个称呼,真正跻身国内一线演员,而不是一线明星的行列了。
除了范兵兵这个唯一的女性角色之外,在原版电影众多的男性角色中,大鹏和于河伟的戏份最多,大鹏比较抢眼,因为他前倨后恭的对比过于明显,配合他越来越高的发际线,一个法官的无辜遭殃非常直白。
于河伟扮演的县长,将这个角色诠释的也非常到位,兵头将尾,千条线落一人的职位,每天被下面的麻烦,和上级的压力逼得近乎走投无路,对下属拍桌子骂街,对上级永远自我批评,于河伟圆满体现了那种夹板气的痛苦,每次他扶着额头哀叹,尚未开口,就能引起台下的哄笑。
相对来说,范厨师的果农,张毅的贾聪明,张嘉易的市长,还有黄建鑫的省长,以及高铭的首长,都有鲜明的人物特征,状态也很好,可惜戏份少,过于单薄,完成应有的功能就消失了,没有于和伟扮演的县长那种丰满细致的人物形象。
即便戏份不一,在这场一个女人和一群男人,一个平民与一群官员的对手戏中,所有出演者都贡献了最好的表演。
把这一出生活的荒诞悲喜,真实还原到所有人眼前。前世电影上映之后,宋铮前后看过十几遍,每次看的时候,仍能够和第一次一样,时而哄笑,时而叹息,因为他所了解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而且每天都在眼前上演。
像这样一部真实到了每一分每一秒都直击内心的好电影,宋铮有什么理由不心动呢?
“晓刚哥!跟着老刘说一声,剧本尽快出来,另外,这戏里那个县长的角色给我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