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长途车站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如今的长途汽车也经常晚点。我们国家的交通工具晚点的情况非常平常，不晚点倒是一件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

不过长途车晚点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还不是很严重，所以我大约只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接到了他。

他随身带着一只行李箱，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我们相见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惊喜与热情，只是相视一笑。他的模样变化不大，只是看书去比以前沉稳多了。

小时候我和他经常在一起玩，用亲密无间来形容我们那时候的关系一点也不为过。而现在，此时，我分明地感觉到了我们之间情感上的那种生疏。

我从他手上接过行李箱，他还对我客气了几句。将他的行李箱放到车上后，我请他上车，然后我开车回家。

他上车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自己系上安全带。随即他看着我，“你怎么不系安全带？”

我笑道：“习惯了这样。系上那玩意觉得不舒服。”

他笑了笑不说话，我忽然发现他真的变了。以前，他的性格可不是这样，在我的记忆中，曾经的他可是十足的愤青，中学时候的他，看不惯所有的一切：小县城的破旧，父母的保守，甚至本地浓浓的家乡口音等等。

可是我发现他现在完全地变了。出去了这么多年，这次回来，他在与我说话的时候满嘴的家乡口音，而且一上车就系安全带，显得是如此的遵守规则。

所以，我就禁不住地问了他一句：“你出去这么些年了，口音怎么一点没变？”

他回答我道：“家乡口音很好啊。在复旦读书的那些年想改变自己的口音，结果别人听了还是说我是江南人。后来到了国外，除了和中国人说话的时候用普通话之外，其余的时候都是讲英语。这次回到江南，我才忽然发现乡音好亲切。”

他的话我完全相信，我们都是这样，骨子里面其实早已经被传统的东西浸染，叶落归根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来讲永远也难以抹去。

这时候我才问他：“小林，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去世的？这么些年了，你们怎么都与我们联系？”

他叹息着说道：“就在他们刚刚到美国那年，出车祸去世了。为了这件事情，我愧疚了好多年。我心里经常在想，假如他们就留在国内，至于会出这样的事情吗？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啊。所以，我不想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们，免得你们伤心，我也不想回来面对你们。”

我心里顿时伤感不已，“小林，我爸也去世了。”

他很是惊讶，“啊？怎么了？”

我叹息着说：“肝癌。”

我没有告诉他我父亲自己后来的那个选择。那件事情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到伤心难受，不过有时候我心里也会这样想：假如今后我也患了那样的病，说不定我也会那样做的。那样的疾病在现有的医疗技术下根本无法治疗，而且那种痛苦非常人可以忍受。虽然那样的方式对自己和家人太过残酷，但是用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又何尝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曾经是医生，因为见过病人太多的痛苦，所以我是赞同安乐死的。可是，正因为我曾经是医生，也就更加明白这其中存在着太多的伦理学方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对安乐死问题有着合法性。

说到底，安乐死的实质是一个“死”的权利问题。任何人都有“生”的权利，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法则，法律也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可是，既然人有“生”的权利，那么，人究竟有没有“死”的权利呢？对此，人们都会说，人，没有选择“死”的权利，如果说人有选择“死”的权利，那就是准许人的自杀行为；更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在请求别人帮助他自杀的时候，也应当提供帮助。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就不会安宁了，就会出现谋杀也可能“合法”的情况。但是，如果将无权选择死亡绝对化，那也将会出现新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生”不再是他的幸福，而是巨大的痛苦的时候，病人选择宁静、有尊严的死亡的愿望，终将无法实现，因而只能忍受“生”的剧烈痛苦，在痛苦中等待自然到来的死亡，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解脱。

我认为，生命权既然是一个“生”的权利，就应当包含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死”的权利。

这就是有限的生命支配权。这不是说轻生是合法的，人没有选择自杀的权利；但是，到了身患绝症，临近死期，正在遭受“生”的极度痛苦而又不堪忍受，医务部门也予以认可的时候，人选择宁静、有尊严的“死”，应当符合生命权的定义。

这样做，才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他顿时沉默。此时我开车正经过闹市区，马路上堵车的情况比较严重，出租车和部分的私家车见到缝隙就往里面挤，喇叭声随时响成一片。

这时候堂弟忽然说话了，“这么多年了，国内还是一样。人们想到的都是自己，不按规则行事。这次我回国，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人们却变得越来越不守规则，越来越自私。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上讲，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差至少一百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自私，那么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任何的规则可言，法律也就会流于形式。这样的结果，受到伤害的只能是大多数人，因为只要少数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特权所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