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给各地招办提供的办公室其实也就是酒店的房间。他们在办公的同时也可以休息。

北京是直辖市，所以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套房另外加了几个普通标间。我和北京市招办的人在套房里面见了面。他们都认识我，因为在大家报到的那天我们宴请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当时何省长也参加并讲了话。那是正规的宴请，而现在都是采用的自助餐方式。

我进去后我他们握手。这些人其实也就是北京市招办的一般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个处长在负责。毕竟他们和我们一样要将工作人员派往全国各个省份，所以工作人员的规格不会很高。

随后，我对那位处长说：“有件事情我想单独咨询一下你。可以吗？”

这位处长当然是明白人，他知道我这样说肯定就是私事了。所以他即刻对他下面的几个工作人员说道：“你们回去忙自己的吧。我和冯主任说点事情。”

我站起来向那几个人表达的歉意。这里随即就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我咳嗽了两声，随即对他说道：“是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个亲戚家的孩子......”

随后，我把这位考生的情况和想法简单地对他讲了，最后我问他道：“你看这件事情有可能吗？”

他不住在皱眉，“冯主任，你也是招办的领导，这样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可能性不大。”

我点头，“我是知道啊。不过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大一样，你说的可能性不大，那说明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可能性有些小。我这样理解没错吧？”

他顿时就笑了，“冯主任，你真会说话。呵呵！实话说吧，作为招办来讲，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份档案投到北大去，你也知道，这份档案根本就无法从档案库里面出得来。国家招办纪检部门的人在网上盯着，中纪委也派了巡查组在全国各地的录取场巡视，档案库的电脑主机外边有武警在守卫，你们这里不也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去看了梁主任一眼，梁主任苦笑着摇头。

我只好站了起来，“谢谢你了。麻烦你再想想吧，看看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

他笑着对我说：“好的。”

随即，他送我们俩出门，我再次向他告辞。不过我的心里很郁闷：这件事情办不成的话今后可能会遇上一些麻烦。不过也没办法了，只能如此。

可是，我们刚刚走出去几步后那位处长却叫住了我，我心里顿时大喜：因为这似乎就意味着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了。

我急忙转身朝他走去。

他笑着对我说：“冯主任，刚才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的办法。不过难度还是很大。”

我急忙地道：“有可能就行，难度再大我也想办法去解决。”

我始终相信一点：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再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思考问题应该从这样一些层面去考虑：别人想不到的我得想到；别人想到了但是做不到的我也应该去做到；别人不敢去想的我敢去想。

其实这说到底就是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那位处长随即对我说：“冯主任，这件事情或许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以北大领导亲属的名义找我们单独要一个名额，或者是北大知名的教授也可以。因为在政策上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私下作一些倾斜。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好说话了。”

我急忙地问道：“这样的事情你们有过先例吗？”

他笑着回答我道：“有过，前几年我们解决过一个人，是人大一位知名教授的子女，不过只能安排在他的本校。按照极为特殊的政策处理的，也算是特招吧。对了，这件事情最大的难度并不在于去找到某个关系，毕竟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建立。这件事情最麻烦的是这项政策只能是针对特殊人员的直系亲属，主要是考虑其子女。”

我怔了一下后还是大喜，不住向他道谢。

不过我确实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了，但是我又想道：任何事情只要有先例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