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有些糊涂，不过我还是点头道：“我知道了。”

他看着我，“上次我给你谈的事情你想好了吗？”

本来今天我是非常不想来他这里的，因为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他再次来问我这件事，但是想到曾郁芳说到的那什么“态度问题”同时又知道自己始终必须来面对他，所以就只好硬着头皮来了。这就如同刚刚学会开车的人一样，在看到某些不好通过的路段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去，这说到底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高要求。

既然必须去面对，那么逃避就毫无用处了。我当时在心里是这样对自己说的。

果然，这个让我感到十分为难的问题还是摆在了我面前。

我问他：“诗语最近和你联系过吗？”

他说：“当然。她是我女儿呢。”

我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那么，她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他笑道：“冯笑，我问你，你和她联系过吗？既然你要去，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她一声呢？”

我顿时难堪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提前和她联系的事情。我讪讪地道：“我不知道她的电话。”

他说：“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就应该问问我。”

我惶急地道：“她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他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你是男人，怎么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我有些手足无措，“那，请你把她的电话给我吧。现在还来得及。”

他看着我，随即叹息道：“冯笑，你别怪我。我是当父亲的人，你也是，只不过你孩子现在还小，等你孩子今后长大了就知道一个父亲的难处了。”

我想不到他竟然会这样说，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心里顿时就微微地颤动了一下，“章校长，我只能这样给你讲，我会尽量让她高兴。我不可能向你承诺什么，我只能尽量去和她好好谈谈。”

“也罢。你看着办吧。如果可能的话，你尽量劝说她回来。现在我才知道，当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了她对我有多么的重要。哎！”他摇头，然后是长长的叹息。

我似乎明白了他今天为什么要如此客气地对待我了。

他已经拿到了那笔钱。其次，他最希望的还是他的女儿能够回来。然后才是希望以我答应和结婚的方式让他女儿能够自愿回来。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我心里顿时就感到压力小了许多。

对此，我开始有些理解起他来了，他是一位父亲，就是只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理解他。

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拜托了。”

我再一次地受宠若惊了一下。

也许是我即将要出国的缘故，或者是我即将要去给黄省长当秘书的消息被很多人知道了，最近我的的电话很难得清静过。

每次都是一样的解释：还说不一定呢。我本来不想去的。几乎都是这两句话。

多次过后就烦了，恨不得把手机给扔了但是却不敢。于是就只好继续地一次次重复着这些话，一次次烦闷。而烦闷过后心里却开始感觉良好起来：原来那个位子竟然是如此的受人关注。

当然也有不少人邀请我吃饭、喝酒的，都说要祝贺我一下。这些人里面大多是我们医院或者学校的人，不过我都在表示感激之后婉言地拒绝了。

说实话，这些骤然而至的邀请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而且还让我心生惶恐：万一要是到时候去不了那个位子的话岂不是让人笑话了？所以，我心里对这次出国的事情就感受到了一种更大的压力。

今天我已经答应和曾郁芳一起吃饭，这也是我拒绝所有邀请的自我原因之一。不是曾郁芳对我有那么重要，而是我们要一起去办的事情。她说得对，既然是出去办事情，那么我们之间就应该配合一些才是。而配合的基础是相互的了解。

但是有个电话我不得不接，而且她的这个电话让我十分为难，因为这个电话是常百灵打来的。

她的第一句话就这样问我：“今天晚上你有空了吧？”

上次才那样拒绝了她，后来在康德茂的主持下我们还是坐到了一起，虽然当时的气氛有些假大空但是双方的态度还是比较明了了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她还是我都已经向对方透露出了一种信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依然是朋友。后来康德茂对我说了些话，我觉得很对：一切都是为了今后的工作，而今后的工作是与个人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她的这个电话让我顿时为难了起来，而她的这句问话却让我更加有些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