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诸侯国很清楚朝廷的阴谋，纷纷起兵，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最后汉文帝被迫不得不杀了晁错，平息诸侯国的愤怒。
晁错是死了，但是中央王朝通过要求诸侯分割财富的办法，却慢慢推广开来。历代朝廷利用这种方法，不断的削弱民间的强大势力，始终让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力量。
到了明代，朱元璋做的更彻底，将这种原本用在诸侯和大宗族身上的权术，向整个社会推广，在法律中规定了，每一个男性子嗣都有权力平分家产，包括私生子也不例外，结果就是大地主的土地根本无法传承下去，传承的越久，分割的就越多，最后都变成了小块土地。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制度，这种对大家族土地的分割制度继续执行，因此很难出现土地兼并集中现象。而宗族社会对抗这种法律的方式就是，各个家族大量购买公产，将土地挂名在祠堂名下，作为祭祀产业，相当于把土地挂在某一个祖先名下，于是就不用分割了。所以宗族力量强大的南方地区，乡间土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族公地。因此土改的时候，有些农学家认为江南不需要土改，认为江南并没有北方式的地主阶级，结果就是政府还是收走了公堂土地，将宗族族长当地主打击了，至于那些农学家，一个个死的很惨。政府要收地最大的目的，本就是要打散宗法社会制度，同时为工业化集中资本。农学家看不到这一点，死的并不冤。
广東的宗法制度也是很强大的，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宗族手里，不但是公地，即便私人持有的土地在出卖的时候，宗族也有权力干涉，约定俗成的传统是，土地应该优先转卖给同宗、同族、同村的亲戚，甚至在地契上都必须申明，问过血亲无异议等字样，买主才能完成合法的交割，不问过同族卖出去的土地，都能给要回来。
之所以这么看重土地，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是宗法制度的根基，是宗族的基础。
一旦要动这些土地，宗族势必起来反抗，少不得要流血才能完成改革。
经过激烈的商讨之后，朱敬伦部分同意了赫德的改革方案，他批准赫德可以对商品化程度高的土地进行征税，这种土地往往收益也高，更容易接受征税，所以遇到的抵抗相对也就会小。
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推行土地税制度，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把印度经济，打造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农业生产高度商品化，用来生产棉花的土地超过一千万英亩，种植烟草的有五六百万英亩，种植甘蔗的也超过六百万英亩，所以才比较容易推行土地税。
日本能够大量收土地税的代价就是多达几千次的农民暴动，光是从1868年到1877年，农民起义就多达499次。明治政府对这些农民，进行了残酷镇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种代价朱敬伦不打算承担。
于是赫德只能在城市的商业用地、农村的桑园、茶园和甘蔗种植土地上征税。
但这依然是一笔巨大的税收，因为大明桑蚕面积巨大，广東珠三角地区的桑蚕面积超过五百万亩，广西也发展到了两百万亩，每亩征收二两，就高达一千多万大明两，茶园面积更是巨大，超过千万亩的茶园，每亩一两也有一千多万两。甘蔗则有三百多万两。城市商业用地则能承担更高的税率，征税高达三千万大明两。
光是土地税一项，大明就增收了六千万两，大大提高的大明的征税能力。
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大明税收提高到英国六成的程度。
赫德还向特定人群征税。
比较有特色的是，对蓄养小妾的富人征收纳妾税，对坚持女儿裹脚的父亲征收裹脚税，这两项税收朱敬伦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他历来就反对裹脚和纳妾的恶习。
别说这两项税收也是相当丰厚，大明这些年出现了大批富豪，有能力纳妾的阶层，至少有百万人之多，政府登基的小妾数量高达四百多万人，赫德对此征收重税，每个小妾，每年必须缴纳十两银子。而裹脚的女子，数量则无法统计，因为很难一家家清查过去，裹脚属于保守的封建糟粕，而保守的家庭，女子是很少出门的，中国女人的脚相当于西方女人的胸，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官，更是不可能让人查看。
所以暂时裹脚税收上来的还不多，一人一年只需要缴纳五两银子，去年才征收到了五百万两银子，而大明女人裹脚的何止百万。
另外赫德还加征所得税，但遇到了裹脚税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登基困难，大明百姓还没有习惯将收入存进银行，很多人更习惯持有现金，结果就是无从统计百姓的收入，对上亿人口进行收入普查，需要的行政资源又太大，让百姓主动申报，傻子才会报。只要有一个人偷逃这种税收，其他人就会在“他都不交，我也不交”的公平心态下拒绝缴纳，一旦人多了，就又会形成法不责众的心态，更没人肯交了，因此这项在英国最重要的税收项目，在大明基本推行不下去。
说到底还是因为英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土地是作为资产高度流动的，买卖土地跟买卖棉花一样，只是生意，而土地在中国则带有浓厚的精神意义，土地往往无法跟金钱完全挂上等号，因为有钱也很难买到想买的地。
农业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没有商业社会那么高，在商业社会不讲诚信所带来的成本，远高于讲诚信所付出的代价，而农业社会对诚信的要求并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所以对于那些统计困难的税收，基本上很难推行，因为老百姓肯定是能偷逃就偷逃，没人愿意多交税。
但赫德的目标是，将大明的财政收入，提高到英国同等级别，因此他还必须继续推行各种税收试验，寻找到最合适中国人的税收制度。
这时候他的目光盯在了高度增长的工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