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其实就是“公使”了，可是，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目下的“宗藩”体制之下，中国没有在“藩服”派驻使者一说，如果真这么做了，必然会引起相关国家——法国、越南以及其他“藩服”的重大疑虑。

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有“官身”——而不仅仅是“官方背景”，不然，就算越南的总督、巡抚肯见你，越南的国王，也不可能见你啊。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还有，这个人，最好是读书人。

越南和中国一样，以儒教立国，掌国大臣，多是读书人出身；目下在位的国王，在儒学上，也有非常好的造诣，读书人更容易得到越南君臣的尊重，彼此交通，往来唱和，雍容揖让，也更加顺畅自如。

还有，如果不是读书人，也很难做到“对越南的来龙去脉、越南和中国的关系，都有全面、清晰、深入的了解”。

可是，此人又绝不能是读死书的。

这不消说了，此人在越南，是要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要察言观色，识人于微，必要的时候，折冲樽俎；同时，还要扮演一个大间谍的角色——读死书的人，如何做得来这样的一份差使？

就算上面的条件都满足了，也不一定就能够成行——人家不一定愿意去越南呀！

越南是什么地方？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那是“荒蛮极边”之地，气候溽热，瘴气弥漫，毒虫横行，我若去了，可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呀！

这就不是单靠官位和银子就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事实上，应募之人，若真的只是为了官位和银子，“富贵险中求”，品性大多不会可靠到哪里去，实在也不是办理这种敏感复杂的重大特殊外交事务的合适人选。

就是说，关卓凡必须找到一个既有冒险精神、又有献身精神的人。

这个人，还真得往张骞和班超的路子上走，才算靠谱呢。

这个人，关卓凡名之为“越南采访使”。

这个头衔，看似低调，其实大有深意，内里有何乾坤，容后再表。

当然，这个头衔，是不公开的。

因为“越南采访使”的任务的高度敏感性，寻找其人选，也是在低调甚至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军机处内，由关卓凡和曹毓瑛两人专责，其余的大军机不予其事。

曹毓瑛左寻右觅，皆无合适人选，正在彷徨无计，关卓凡说，“有一位唐维卿，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刚刚点了庶吉士，琢如，你去打听一下，看一看他合不合适……嗯，还有，愿不愿意做这个‘越南采访使’？”

曹毓瑛微微一愕，“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庶吉士”——自然是合适的，可是，他能愿意吗？

进士是读书人中的读书人，庶吉士则是进士中的佼佼者，“越南采访使”的“读书人”的条件，满足的不能再满足了。

天朝的庶吉士，对于越南的读书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士林宗镜”般的存在呀。

而且，最妙的是，庶吉士这个身份，还同时解决了“官身”这个难题——庶吉士是理所当然的“官身”，却又不是实职，常驻越南，就算有人心中嘀咕，也应该不至于产生太过丰富的联想。

可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唐景崧愿意充任这个“越南采访使”吗？

曹毓瑛没有贸然去接触唐景崧，先从侧面做了一番了解。

咦，似乎还真有戏呢！

这个唐维卿，刚刚点了庶吉士，就在翰林院发表了一番颇引起了一点儿波澜的言论。

有一次，几个庶吉士，包括唐景崧，酒酣之余，谈起了“散馆”之后的去处。

有人说，自然是留在翰林院，授检讨、授编修，这个，清华贵重啊。

有人说，留在翰林院，“清华”固然“清华”了，“贵重”可就不见得了，混得不好，是要借贷度日的，年下债主登门催索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还是到六部去，当然，要挑个好些的衙门——或者吏部，或者户部，反正，不能去工部。

轮到唐景崧了“自述其志”了，他说道：

“翰林院我是不爱呆的，清华也好，贵重也罢，不过皓首穷经而已！人生于世，当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耀门楣！一辈子埋在故纸堆里，有什么意思？何况，眼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在都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再有大的征伐，譬如跨海赴美平叛，我愿意投身幕中，甚至，亲冒箭矢！”

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不就是有戏么？

还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关贝勒的口头禅，可是，翰林们大多都是卫道之士，极少会这么鹦鹉学舌的。

嗯，确实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