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之心痛，并不仅仅出于他和恭王的个人情分。

朝野公认，文博川“正色立朝”，这个“正”，既为“严正”，亦为“中正”，意思是说，在政争面前，文祥的立场，相对中立而公正，不会因为个人的因素，轻易“选边儿站”。在这一点上，他和宝鋆，虽同为恭王的左膀右臂，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宝鋆确实是恭王的“私人”，但文祥确实不是恭王的“私人”。

以前，文祥一度希望，肃顺、恭王二人，能够同舟共济，互补有无——在文祥看来，肃顺的锐意除弊，恭王颇有不如；恭王的眼界开阔，肃顺则难望项背，若二人携手，正是天作之合，实为国家之福。

可是，事实证明，这纯属空想，在肃顺、恭王只能二择其一的情况下，文祥自然只能选择恭王。

后来，类似的“空想”，文祥又放到了恭王和关卓凡身上。

文祥亦一度以为，自己是能够居中为恭王和关卓凡缓颊的——拿洋人的话说，自己应该是恭、关之间的一道“桥梁”。

自己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瓜尔佳”这个姓氏。自己是瓜尔佳氏，恭王福晋是瓜尔佳氏，关卓凡也是瓜尔佳氏，你看，三个人都是瓜尔佳氏，这个“瓜尔佳氏”，不就是最好的一道“桥梁”么？

细论起来，自己的“瓜尔佳”，和恭王福晋的“瓜尔佳”，距离更近一些——两个人都是正红旗，关卓凡呢，则是镶红旗出身——当然，他早就抬进了正黄旗。不过，彼此就有疏离，也是有限的，两红旗其实同源：正红旗为太宗长兄代善所领，镶红旗为代善长子岳托所领，岳托薨后。两红旗一度皆为代善管领。

文祥的“空想”，既出于他为国家打算的公心，也和两红旗的传统政治立场有关。

从代善开始，两红旗就秉持着这样一条政治原则：坚持效忠皇帝的基本立场——不论在台上的是什么人；如果涉及到皇权的争夺。就力持中立，不轻易卷入争位、夺嫡之类的大漩涡。

代善支持太宗继位，为自己这一支挣下了三个“”，之后，遇到类似的情形。两红旗就很少再做出头椽子了。世祖继位的两黄、两白之争，多尔衮的身后被黜，圣祖晚年的九王夺嫡，世宗的兄弟相残，这一系列上位者之间的剧烈争斗，两红旗都尽量与之保持距离——因为从不参与，所以从未被祸。

可是，同为两红旗出身的关卓凡，似乎并未走上这样一条中庸、平和的路子。

文祥已经看的很清楚了，关卓凡这个人。狂飙突进，真正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气魄，不是恭王能比的，倒是和肃顺相差仿佛，都是一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儿。只是关卓凡的手段，较之肃顺，高明得太多，别人对他的观感，较之肃顺。亦天壤有别。

拿“关恭合流”来说，其实并不是平等的合作，也不是文祥曾经幻想过的“互补有无”，实在是“恭”合于“关”。“恭”变成“关”的一部分。

“恭系”的人物，作为个人，有本事、有能力，愿意合于“关系”的，关卓凡无任欢迎，不但继续委以重任。信用之专，甚至比在“恭系”的时候，犹有过之，譬如许庚身、曹毓瑛，以及自己。

但是，“恭系”作为一个整体，却是不允许继续存在下去的；“恭系”的首领——恭亲王本人，更加不允许继续留在枢府之内。

这一层，刚开始的时候，文祥还看不大清楚，但是，愈到后来，愈是分明。

关卓凡一点点、一步步，将“恭系”分化、瓦解，将恭系的地盘，一块又一块，拿了过去，将“恭系”的人，一个又一个，从原来的地盘上，或者“俘虏”了过去，或者驱逐了出去，整个“恭系”，被他一口又一口地吃了下去，恭亲王本人，也终于被彻彻底底的赶出了政府！

虽然不情愿，但形势比人强，文祥最终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也承认，一山不容二虎；也承认，对于国家而言，关卓凡是比恭王更好的选择；也承认，如果关卓凡秉持两红旗的“中庸”的政治原则，很多事情就办不下来，譬如，改革八旗，改土归流，等等。

可是，今天的情形，让文祥觉得，关卓凡对待恭王，未免“狂飙突进”的太过分了！

文祥晓得，在嗣皇帝的人选上，“上头”和关卓凡，绝不会属意载澄和载滢——因为他们是恭王的儿子，把载澄、载滢拎出来，就是走一个过场。

同时，关卓凡也绝不会不晓得恭王对于“嗣皇帝”避之唯恐不及的本意。

既如此，虽然过场不能不走，但如果肯与人为善的话，以关卓凡之能，怎么可能想不出更妥当的法子，体体面面的走这个过场？为什么一定要把恭王夫妇逼入如此难堪而屈辱的境地中？！

恭王、关卓凡之间，虽然曾有龃龉，但恭王毕竟是有大功于国家的人，何况，两人还是事实上的翁婿关系！何至于勘磨至此？

较之载漪出局之轻松、体面——他还是“罪余之子”呢，就更加叫人替恭王不平了！

文祥暗暗的吐出了一口长气。

可是——

什么才是“更妥当”的法子呢？

文祥的脑子，转了又转，一时之间，却是计无所出。

他不由得苦笑了。

还有，也是更重要的，既然不愿意立载澄、载滢，载治、载漪两个，又没有二次承继的资格，那么，难道真的要到仁宗一系之外去找嗣皇帝？

这可是下下之策中的下下之策啊！

如是，宣宗一系、仁宗一系，一定不会赞成。反对的力度会去到何等的程度，目下，包括当事人自个儿——宣宗一系、仁宗一系的亲贵，大约都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