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还不知道，朝野上下，对他用田永敏这个“降人”，做陆军军事学校的“总办”，会有什么反应？不过，肯定有人不以为然的——包括他的嫡系、甚至轩军内部，大约也会有人暗自嘀咕。

还有，关卓凡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他又非常好奇的是：如果原时空的人们，知道了他用一个归化的日本人，做中国第一间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又会有什么反应和评价？

对“降人”委以重任，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不过，这种事情，大多发生在两种特殊的情形下：一是战争进入胶着状态，胜负难分，厚待投降的敌人，在政治上，可以起到瓦解敌人军心的重大作用；二是政权草创之初，人才匮乏，自然求贤若渴，哪有功夫管他什么来路呢？

当大局已定，政权稳固了下来，就不能再轻易地重用“降人”了。一是厚待“降人”的政治需求已不存在，二是自身的人才梯队已经建立起来，既没有足够的重用“降人”的人事需求，也要防止“空降干部”对正常的人才递升机制造成不良影响。

关卓凡用田永敏，当然不是为了“瓦解敌人军心”——对长州藩，轩军始终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战事从来没有“胶着”过，基本没有“瓦解敌人军心”的政治需求，何况，他重用田永敏，是刚刚的事情，距征日结束，已经整整半年了。

那么，大清开国已经两百余年，大局早定。政权早就……稳固……下来，呃，“自身的人才梯队”……

呃，好像有哪里不大对劲……

时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犹如一只老朽巨轮。一头扎进狂风暴雨之中，使出浑身解数，堪堪闯过风最急、浪最高的险滩，现在的局面，只能说是堪堪从“风雨飘摇”中走出来，看见了天际的一缕阳光。“稳固”二字，是早早就做了明日黄花的。

帝国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同样老朽不堪。关卓凡感叹过的中国的“人才荟萃”，仅仅是纸上富贵，或者说。最多是只“潜力股”，在帝国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不做出全面、彻底的变革之前，无法真正变现。

“人才梯队”神马的，是根本谈不上的。

就是说，关卓凡面对的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草创”。

因此，不拘一格用人才，就是必须的了。

在这个时代。田永敏——大村益次郎，是关卓凡能够找到的、可以为己所用的、最优秀的人才之一。

日本的“兰学”，渊源久长。其来有自。大村既通汉学，亦通兰学，而且，他之“通”，是真的“通”——未必有多么“精”，但深知底蕴。明晓优劣得失，不是浮光掠影。不是皮相之见。

这一点，中国绝大多数办“洋务”的人。都比不了。中国办“洋务”的人，哪怕最通如郭嵩焘、李鸿章者，对西洋的文明制度，最多也只能说是“知其然”，但人家的里子、底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大村的兰学，不仅“务虚”，还能“务实”。除了老本行兰医，对船舶、机械、土木，大村都有相当程度的涉猎，且都能称得上一个“通”字。

在军事上，大村不仅是指挥作战的天才，还是理论著述的大家，他著有《兵家须知战斗术》、《兵陵战》、《筑城典型》、《舶工须知》等著作。

这种实践、理论一把抓的大拿，莫说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就是在狂飙突进、英才辈出的幕末日本，也是极其突出的。

现阶段，关卓凡不可能把军队交给田永敏指挥，但说到“以我为主”的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关卓凡实在想不出有比田永敏更合适的人选了。

大村刚刚被俘投降的时候，对轩军的体系、制度、运作，自然还是隔膜的，但做了半年的后勤参谋和作战参谋，以大村益次郎——田永敏之能，不但什么都一清二楚了，且理解之深，拿捏之准，后来居上，超过了大多数的轩军官兵。

事实上，即便不指挥作战，田永敏的能力，也不是一个军事学校的“总办”能够局限的。

他在长州藩主持的军制改革，不仅仅是军事制度上的脱胎换骨，还是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其中最重要者，是大村益次郎废除了日本千年以降的“马廻众”制度。

所谓“马廻众”，就是骑马围绕在主公周围的亲兵。大名的叫“马廻众”，幕府将军的叫“旗本”。长州藩的“马廻众”制度，又称“八组制度”，由八家重臣世袭藩主的“马廻众”——其实就是由这八家子弟世代垄断藩军的各级官职。

因此，对长州藩来说，“八组制度”不仅确定了军制的格局，还是整个政治和社会格局的根基：大名居中，八大家族环绕拱卫，共同统治长州。

旧藩军就是由这八大家族的私兵组成的，大村益次郎大手一挥，通通解散，连藩主毛利家的也不例外。然后，以“奇兵队”等“诸队”为骨干，再选拔旧藩军之精锐者，重新编成军政、军令一统的新藩军。

选用军官上面，一手将大村提拔起来的高杉晋作，首先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界限，但好歹还弄了个“武士”和“匹夫”的袖标，以示区别。可大村益次郎更进一步，连这个袖标也不要了，彻底打破了阶层之间的限制，晋升选拔，不问出身，全看能力。

如此一来，不但军制彻头彻尾地变过了，长州藩的整个政治、社会利益格局，亦重新洗牌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