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书信，王宵轻轻摇了摇头。张均这个人，有很多好处。比如聪明伶俐，说一知二。而且学东西很快，不管做什么，很快就学会。但也太过聪明，喜欢自作主张，惹事生非。在王宵面前乖巧，一旦离开，就会惹出天大的事来。

此次南去，王宵的本意，是让张均收敛行藏，不要惹人注意。打探一下现在唐州、邓州如何。市面经济，百姓生活，特别是两州军备。哪里想到，到了唐州，先惹出一场人命官司。虽然现在的唐州知州不管，终究不是好事。

这样的属下好不好？说实话，有这样的人在身边，许多事情好做。你说一，他就知道二，很多事情提前做了。但张均终究不是王忠那样的人，还是要领军的。一旦领军，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

来汝州几个月，王宵在唐州、邓州建了信使。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只是向汝州送信而已。人物也不起眼，都是原来军中小校，在两州开个小店。他们的身份并不隐蔽，当然两州也不在意。

好的情报人员是非常稀缺的。不是随便找个人，给他钱，吩咐做什么，就能够完成任务。真正想了解两州情况，王宵还是要派张均前去。

正在这时，邵凌进来。叉手道：“知州，各县都已经查过了。吏人所说，基本符合。”

王宵道：“可真不容易。几天时间，杀了十六人，抄了他们的家财，这些吏人才看明白。世间的事，做起来实在难得很。早早看明白，早早说实话，何苦要这么多人赔上身家性命！”

邵凌道：“世上老吏最滑！想让他们做事，必须手辣才可以！”

王宵站起身，笑了笑，微微摇头。

什么世间老吏最滑。这种话，当不得真的。老吏也是人，大多还知书达礼，怎么就最滑了？给世人造成这种印象，只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待遇，导致他们做事的手法，让人觉得如此。

在中国古代，或者说包括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方的古代，上层知识分子对于基层事务不熟。这不是因为化，不是因为地理，或者其他的东西。而是因为人类就是这么发展来的。

随着社会发展，先认识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再去研究，去学习，最后慢慢熟悉。熟悉了，才能处理得有条不紊，才能有理有据。一步一步，人类对于人本身和社会了解得越来越多，处理得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这是社会的发展，明的进步，人类向前走的脚印。

最开始，人类社会简单，治理也不复杂。上层的统治者不需要知道社会运行的细节，吏人们的日常事务，实际没人关心。对吏事不熟，管理不得法，才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对社会运行不满意，上层统治者提出要求，吏人们做不到，或者不愿做。到了最后，就是一句老吏最滑。为什么滑？对他们不满意，偏偏又离不了他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只能说一句老吏最滑了。

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不只是说老吏。比如宋朝打不过辽，打不过西夏，又打不过金，人们是怎么说的？说那些地方的军队军纪最严，宋军懒散，于是制定了大量严苛的军纪。说那些地方的人强壮，宋人孱弱，所以打不过。实际上是宋朝的军人比他们高大。说那些地方由于生活条件不好，所以人人吃苦耐劳。实际上呢？有多少比汉人还能吃苦的？

这种毛病不只是古代人会犯，后世的知识分子一样会犯。

王宵记得，前世特别流行什么企业培训，商业培训，成功学培训。一些老师经常讲一个段子。一颗螺丝钉要求拧三转之后回半转。德国人就会认真拧上三转回半转，而中国人呢？三转回半转，那就是两转半吗！结果呢？这个时候老师往往神秘兮兮。因为中国化不行！自认为聪明，实际上都是小聪明！拧两转半是不行的！人家教你，你也学不会！

这不扯淡吗！对于一个工科生，说是拧三转回半转，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了，怎么会要求拧两转半？这个故事或许有原型，本来说的是中国工程师有一段时间基础不扎实。到了一些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嘴里，就成了中国化不行。

这也化不行，那也化不行，就你学了两句洋的行呗。贯彻到底的买办思想，成为了这些人自认为高高在上的精神支柱。世间的事情，首先是踏实去做，做了就有收获。

经常有人说，民国有大师，现在怎么没有了？民国的大师，是什么样的大师？民国时期戴上这个名头的，大部分不是从西方学习一些方法，就是对于中国化彻底的批判。这些批判，是不是跟宋朝时这些知识分子分析军事差不多？

有用吗？当然有用。因为烂到底的时候，就是要首先批判。在批判中，有所扬弃，有所学习，有所继承。最后达到对这些事情的熟悉，在实践中找出正确的方法。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明才能前进，化才会发展。批判的目的是学习，是改进，而不是扬弃。

从高高在上，谈天谈地，到脚踏实地并不容易。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真正做到了的明，做到了的国家，实际上也屈指可数。大部分国家，精英从小在欧美学习，他们什么不知道？可一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便高高在上。这件事情要这样做，那件事情要那样做，最后一地鸡毛。

王宵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叫白老虎。讲的是印度一个农村的低种姓人，被社会毒打，最后杀了主人，抢劫钱财成了成功人氏的故事。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是这个人的思想。他认为种姓制度是印度落后的根源，还特别拿中国来对比。在中国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写一封信，问一问中国是不是有种姓制度。好像问出了这个问题，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早在一两千年前就没了种姓制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但早就废除了种姓制度，还有等富贵、均贫贱的提法呢。有用吗？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发展的还不如印度呢。

印度发展不如中国，是因为种姓制度？以前的南非，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呢。那时的南非，发展得难道差了？只不过成果是白人的，与黑人无关罢了。同样从殖民地发展起的美国，一样发展果都是外来移民的，本土人实际上被圈起来，差了多少？

一个明，从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到他们弯下腰来，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飞跃。民国的大师们高高在上，高谈阔论；民国的将军们挥斥方遒，意气风发。但社会底层民不聊生，军队只要是跟外国打，都是一触即溃。有用吗？

人类社会总是要从听到些名字、概念、理论、主义等等，就觉得醍醐灌顶，到真真正正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一步一步去学习、改进，需要时间的，需要成长的。不只是社会如此，人也如此。

王宵记得自己小时候，听到那些编出来的故事，那些新颖的名词，也会觉得如茅塞顿开。听到人家说德国人严谨，日本人精细，也会觉得他们好厉害，中国人不行。再长大一些，还会听到美国人善于创新，法国人浪漫，诸如此类。凡是发达国家，都有一个批判中国化的特点。等到再长大一点，慢慢发现这些说法，无非是茶余饭后的闲扯，当真可就有问题了。

当自己落后的时候，需要觉醒的时候，需要听到这些故事。不在于这些故事正确，在于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不在于这些特点真实，在于这些特点自己可以去学习。自己落后，没有办法的事。

当意识到了自己落后，思想上真正改造过来，这些说法就不需要了。再这样说，就只能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这些或许不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或许有些根据，但也真说不上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