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南都,占领江南以后,周士相顶着压力进行清欠,自然不是他财迷心窍,而是他要解决问题,解决一个积弊两百年来的大问题——有钱的同时也得有粮食。如那些士绅所言,贼秀才这是穷疯了,想学李自成,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只是二者的目的不同。清欠的本质是为了打击江南士绅,瓦解他们的特权,削弱他们对地方的影响力,而不是为了他们口袋中的银子铜钱。
清欠也只是一个开始,并非结束。清欠的目的达到,那必然就要“建村设乡”。解决效率低下的行政运行体系,让皇权下乡,对地方实行有效动员,无疑就是“建村设乡”的本质所在。周士相来松江,便是为“建村设乡”坐镇,亲自监督来的。松江是江南开展“建村设乡”的第一个府,松江干好了,做出成绩来了,其它地方也就水到渠成了。
“建村设乡”的下一步自然是大力生产,用广东的办法来整合田地,进行集中有效的耕作,类似于“屯田”模式,只不过并非由军队来完成,而是由被彻底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力的乡村自行完成。这中间,士绅阶层被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军的伤残及退役人员,由这些太平军出身的乡长、村长们执行从齐王府发出的每一道命令,并且落实并督促。层层环环,将所有人置于一个集体之中,动则全动,静则全静。
来松江的第一天,周士相还秉承着来之前的想法,就是削弱松江的纺织业,恢复耕地,成为一个大粮仓。他划了一个红线,粮食重于一切。正如他前世,哪怕经济体量已经巨大无比,可耕地的红线却一点也不能动。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文明如何进步,维持这个体系的不是什么法律,也不是道德,而是粮食。没有粮食,再富裕的地方也不过是空中楼阁;没有粮食,再安份守己的百姓也会成为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江南好,可江南之外不好。周士相打下来的地盘很大,可和当年的崇祯皇帝一样,其实也是个烂滩子。两广残破、江西残破、湖南残破、安徽残破、也就江南和浙江稍微好些。广东经几年治理,稍稍好些,却要承担广西及日后云贵的接济,安南的粮食源源不断的输入广东,又源源不断从柳江运往广西,再一点一点的消耗。因为海路不通,周士相不可能指望安南的粮食能够一直输送到北方,走陆路的话,更是个浩大及无底洞的投入,得不偿失。所以周士相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粮仓所在,如此才能接济江西、安徽、江北,并保证日后北伐所到之处,都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跟上。
只是在松江走访多处后,周士相却改变了主意。他发现近二十年的兵灾没有破坏当地的商业生态,农民们对于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并不高。当种田所得和种桑、种棉二者间的利润不在一个级别或者相差太大时,农民便会自觉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而不是继续种水稻,种麦。因为他们考虑得只是眼前利益,自家利益,而不是官府利益,朝廷的利益。他们也不会去想,在他们家乡之外,有多少人在饥饿中等死。他们只会想,自己今年能挣几个钱。
直接利益驱动下,松江的农民们不想种粮食,那些商人作坊主们也不会想什么“改桑为田”。周士相很奇怪,连年战乱之下,江南这些纺织品怎么还能卖的动。汪士荣禀报了一件事,那就是江南这些纺织品有自己的销路。松江有出海口,金山卫就是最大的一个港口。据汪士荣说,大量纺品在金山港口装船,然后贩卖到金厦去,然后由金厦方面再转卖海外。除这条海路外,便是北地。清廷曾在南都设江宁织造局,由织造局大量收购江南的纺织品运往北.京,然后再由内务府的那些皇商销卖到各地。这世上从来不缺穷人,可也不缺富人。富人有吃有住,自然有钱用在穿上面。另外,丝绸可能不是百姓生活必需品,毕竟能买得起的很少,可棉布却是要的。再怎么穷,一家大小总要有套衣服穿吧,哪怕再破再旧,总能裹体。有了这个硬性需求,纺织作坊自是不愁无工可开。
种棉花、种桑、养蚕的农民,作坊里打工的织工、买卖的商人、跑货的行帮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甚至于松江不少地方,农民家中都有织机,白天在田里忙完之后,便在油灯下挑夜织布。如果不断了这些纺织品的销路,想要强制在松江种植粮食,恐怕不仅不会让百姓感恩戴德,反而会让他们生出怨意。但是真要强制摧毁松江的纺织业,弊端也是极大。清欠牵连范围甚广,但是也只限于士绅阶层,对于商人和百姓并无触动,真要再让商人和百姓对太平军产生抵触、敌视,哪怕太平军的刀再快,恐怕也是杀之不绝。
而杀人,肯定不是周士相的本意。
人已经不多了,他反清不是为了让不多的人口再少下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松江的农民又肯种田,又让纺织业可以有序的生存下去,周士相当真是绞尽脑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