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杀了郑三万、马玉龙等一干降将后，周士相立时吩咐下去，城中降兵一律给银五两，副将以下俱晋官一级。又命各部分管监看降军，有异动者可不必奏报先行诛杀。若非顾虑太大，周士相恨不能将这万余清军尽数坑杀，如此方能彻底心安。毕竟这万余清军短期之内难以消化，而眼下他却不能在江南多呆，苏州事了便要回师南京。要是这些降军再次作乱，势必会大大牵制太平军本就不多的兵力，更会使得江南糜烂。

周士相要的是完整的江南，而不是一个如两广、云贵一样残破的江南。故而只能退而求其次，诛杀这干想仿马逢知例，继续在明清之间摇摆不定，要在江南富庶之地快活的军阀们。

更重要的是，周士相也要借此事给日后纳降补充一个原则——畏威而降者纳，图利而降者杀。

随着太平军的不断胜利和南都光复，可想将来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清军会向太平军投降，但这些人的投降固然是有畏惧太平军之心，但同时却多有投机谋利之心。如郑三万等人投降的条件便是仿马逢知例，镇守江南（苏松）。答应了他们，意味着江南财赋之地便归了这些降将，周士相的太平军中央将来很难从这些地方得到多少赋税。

答应得越多，则非嫡系的明军就越多，如这些人是如浙军张煌言部、忠贞营李来亨部一样，致力于反清复明，那未尝不可。问题是这些人，本质上都是投机军阀之辈，清势大便投清，明势大便投明，没有民族家国观念，他们的生存法只是一个利字。投哪方利更大，他们便投哪方。

若是仍如从前一样来者便纳，大肆许诺，升官晋爵，最后周士相便会面临一个这样的局面——明朝固然复国了，可天下却依旧是四分五裂，大家伙打着大明的旗帜，却各有各的地盘，名义上服从于太平军所立中央，实际却都是独立王国。

周士相要推进他的政策，要带领汉民族复兴，必然要集权中央，那么将来势必要再来一次内战，然眼下的中国，又有多少人口禁得起消耗！

死了那么多才反清成功，还要再死那么多人复兴民族，这代价，太大，太大。

因此早在光复南京时，周士相便开始着手考虑日后。在镇江北固山上，他下令摔死清将杨广孝，当时便定了军令，谓日后不战而降者，用之；战而不敌复降者，杀之。如今，他便是要为这个军令再补充一条，便是——“畏威而降者，可纳之；图利而降者，尽杀之。”

诛杀郑三万等降将，周士相亦是有私心的，那便是将富饶之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能够更好的安置自己的嫡系人马。当然，这话他肯定是无从宣之于口的，因而便要寻些借口杀人。

蛇无头不行，郑三万等人的被杀，固然会让降军惊恐，但至少不会集体作乱，这就让周士相能够从容应对，或分化，或镇压，或拉拢。这年头，人心总是不齐的，把那些齐心的解决掉，剩下的没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做完这些后，周士相又命桂永智和董常清着手厚葬管效忠，同时将其忠义之举大肆宣染，观其意思，便是要将管效忠弄成满清的岳王爷。

“可叹管效忠痴忠于清廷，却遭顺治秘旨杀害，本帅虽与满清不共戴天，但也惋惜管效忠之遭遇。拿纸笔来！”

周士相一脸悲愤表情，从亲卫手中接过从蒋国柱抚台桌上取来的毛笔，也不待亲卫磨墨，便就着郑三万的首级鲜血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天日昭昭！”

四个血字一书而就，写完，一边吹干这纸，一边来到蒋国柱和额色黑面前，问二人：“管效忠临死写了这四个大字，自比岳武穆，却不知两位以为他的遭遇悲否？”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无耻不过贼秀才！

额色黑闷声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