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相比之前的各种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显然做得更好，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类福祉的社会和伦理层面，但是该指数并非毫无瑕疵。首先，国民幸福指数的覆盖面过于宽泛，难以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同的测量工作。

正如伊恩?莫里斯（IanMorris）所言，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数应该遵守“一个基本准则，即找到数量较少、能够操控的可量化的指标”。5另外，国民幸福指数和不丹的佛教传统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很难推广到其他国家：该指数甚至衡量了“一个人自我祷告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以及思考‘业’、进行祈祷和冥想的频率”。

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指数没有考虑到有关人类福祉的所有关键的社会关系。它没有衡量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彻底的自给自足。不丹本身因为驱逐境内10万非法居留的尼泊尔族人，并剥夺其不丹公民身份而受到了抨击。7此外，国民幸福指数也没有考虑家庭关系。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化中，家庭是幸福和道德义务的源泉。因此，一个衡量人类繁荣兴旺的指数也应该将家庭关系纳入考量范畴。国民幸福指数倒是衡量了“根本的投票权”，但是投票权真的比幸福的家庭生活更为根本吗？

幸福星球指数（HPI）也衡量了幸福程度，并考虑到了社会和道德层面，同时为了适用于更多的文化背景，特意只选择了三个指标。

该指数“利用个人对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和生态足迹三方面的全球数据，旨在找到最能为居住者提供长期幸福生活、同时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国家”。8幸福星球指数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在此指数下，高收入国家不得不因其较大的生态足迹9（较多的资源消耗）而被减分。例如2012年报告中，美国在151个国家中仅位列第105名。

但是，幸福星球指数也存在其他幸福指数所共有的问题。由于该指数依赖的是主观评判的幸福程度，因此如果社会中充满了雄心勃勃（不满足于现状）、至少部分是为了家庭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那么这个国家的得分就会降低：韩国再次排名较低，仅列第63名。

相比之下，被称为“微笑之都”的泰国则排名第20位，这部分要归功于该国在个人对生活满足度上的得分较高。10然而，若在针对个人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打分时将家庭关系考虑进去，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此外，幸福星球指数没有衡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美国的军事主义，但是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呢，我们还应该继续指责吗？

任何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数，都应该考虑社会为其人民提供和平环境的能力。

新加坡得分较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加坡人普遍对于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政府表现得不够好，民众很容易感到“不开心”因此，政府不称职的国家往往会在幸福指数的排名中取得较高得分，因为民众对于政府没有过高的期望。

个人对生活满意度是通过“盖洛普全球调查之生活阶梯问卷”（ladderoflifequestionintheGallupWorldPoll）来衡量的。问卷要求人们回答，在福祉之梯（台阶由低到高，幸福程度依次提高）上，自己处在哪一个台阶（NewEconomicsFoundation，TheHappyPlanetIndex:2012Report:AGlobalIndexofSustainableWellbeing，2012，p.7.）。相比享受生活、对现状满意的人们，有雄心的人们选择的台阶通常较低。

还有一种更具争议（也更初始）的观点，即相比瑞典等相对平等的福利国家，美国的“硬性资本主义”允许更多的创新活动（暗示“软性资本主义”的国家搭了美国的便车，因为创新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推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