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昆山枪击案所引出来的这个杭州兵站*案，对杨秀清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惊讶问题了，而是极其的震惊。因为这次不但又牵连到了潘福来，而且仅仅潘福来和张遂良这两个涉案的主要官员，所得到的贿赂金额居然就达到了几十万银元。那可是几十万的银元啊，要装一马车，他杨秀清自己除了在天京的造币厂见到过如此众多的银元之外，甚至再也没有从其他的地方见到过。

这可能吗？杨秀清曾经这样地私下问过天朝的律政部首脑黄玉坤。不是没有可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奸商们是从来不会在这方面吝啬钱的，否则，他们怎么会拿烂布和草纸来做棉衣呢？当时的黄玉坤如此地回答他。

他娘的，还有这么害人的奸商！你既然为了拿到这笔生意自己愿意去行贿，干嘛不把东西做好了，哪怕你们合起伙来提提价格，多骗点儿钱也好啊，总不能拿辛辛苦苦为你戍边的红军将士们的生命来开玩笑啊。

可恨归恨，杨秀清已经由李开芳那里得知，根本没有他们擅自提价骗钱的余地。因为，所有北方行营下属部队被服的征购价格，都是北方行营和总后勤部同天京被服厂和顾同临的被服行经过仔细计算后得出来的，不管其他哪家被服行承做，都不能突破这个价格。而且在实际的运作中，顾氏被服行所承担的十万套被服加工任务，不仅质量与天京被服厂的旗鼓相当，其最后结算价格还要低于事先的预订价。另外，眼下各个兵站大宗采购物品的采购权和支付权完全是两条线，兵站只是按照总后勤部下达的命令行使采购和验收的权力，而支付的这一环节却掌握在各省督军府的手中。各省督军府是按照总后勤部事先提供的支付清单，在接到兵站送来地验收细目之后，逐一付账。

杨秀清真是有些无奈了，他们在上面苦撑着捂盖子保声望，可下面这些不争气的东西偏偏就越给你往脸上抹锅底上的黑灰。

对于委员长的心情。卢贤拔是体会的非常之深刻。

说实在的，这一阵子以来，卢贤拔几次三番地利用委员长办公室地名义放口风、发通令，干扰上海方面的办案，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得到了谁的什么实惠或是好处。要说得到的，在此之前他唯一所得到的就是一封杨辅清发给他的言辞恳切的信。在信中。杨辅清非常痛苦地告诉他，他的内弟是老潘家唯一的一根独苗，生里来死里去地混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不容易……

而他在经过了一番心理的折磨之后，最终挺身而出地原因还远远不单是为了杨辅清的那封信，而是真心真意地设身处地为杨秀清着想。这个从永安建国开始就积极参与过各种太平天国的礼法设计、制定大任，又频繁接触过林海丰新“天下大同”理论的卢贤拔，却始终也没有真正地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为谁活着。在他看来，天朝既然把他放在了委员长的身边儿，那他所有的责任和义务。似乎就是要切实地去保障和维护杨秀清委员长那高大、完美的形象。因为，眼下的杨秀清不仅仅是天朝实际上的第一领袖，还是包括林海丰在内地天朝诸位领袖力捧的一杆大旗。

潘福来是杨辅清的小舅子。那就是委员长的亲戚，放在他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从前的天朝礼法下，潘福来也算是国宗。所以，潘福来可以成为英雄，但绝对不能成为狗熊，哪怕他明明就是一滩的狗屎，也得在一番精心的伪装伪装之后，把他当盘菜摆到酒桌上去。

其实，在第一次看到上海方面报来昆山一案真相的时候。卢贤拔曾经把潘福来恨得咬牙切齿，他甚至在想，如果他也有苏三娘地那种权力和能力的话，他一定会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个混蛋直接做掉了了事。可遗憾的是，他既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能力。于是，他也就只能掩耳盗铃了。

屋子里的西洋座钟还不到十点，与洪仁一起在石达开那里吃过晚饭，才独自回来的杨秀清。就一反常态地早早闷头坐在床边，泡起了脚。拿到苏三娘的请示已经三天了，他仍然做不下最后的决定。刚才在石达开那里，对于是否按照苏三娘的请求那样，大张旗鼓地处置这一连串窝案地问题，他和石达开、洪仁三个人，却形成了两种不同地意见。洪仁认为，既然案子已出，不处理好了显然不行。而不按照应该的规矩将案子交给上海方面更不行。除非天京能找到上海方面可能会在案件地侦破中营私舞弊的佐证。即便如此，那也得另由内务部总部组织新的侦破队伍介入此案。否则的话。他们费尽心血整出来的那些天朝律法用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