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长安的赵桓不断的巩固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并且开始慢慢介入这个时代，加以改变。而与此同时，在靖康五年春天的临安城内，他的九弟赵构，却将遭遇到登基为帝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原本应在去年就发生的兵变，虽然推迟了半年，却依然将沿着它原本的轨迹发生。

在赵桓归国后，虽然变临着扬州兵变，金兵进入江南的惨败，赵构毕竟做出了一些改变，在表面上振奋起来，斥退了几个著名的主和派官员，发表了几次坚决抗战的诏书，在短期内，很是迷惑了一些人心。

而因为赵桓在富平一战吸引的眼光，也使得他无形之中将这次兵变延缓下来。

但赵构毕竟是赵构，任何表面的改变，并不能使他怯懦的内心变的更加坚强。他自小的教育，成长的经历，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使他对金国对抗没有信心。而敌人经心安排的一切，对赵桓谈和，对他适度施压，都使得他忧心如焚，生怕在与金国的谈和中落了后手，更使得他原本就尴尬的地位摇摇欲坠。

若是和议答成，金国将其父赵佶放归，那么原本还首鼠两端的部下，必定会迅速而坚决的将他抛弃。

无论从能力还是从大义来说，他都不够资格与赵桓相争。这大半年来，被长兄一纸诏书强迫退位的噩梦一直困拓着他。赵桓越不着急对他下手，他却越是心中惴测难安，不知道对方是何用意，要怎么下手。

他也曾经考虑，不如退而求其次，以他保全宗庙的大功，请求退位为皇太弟，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如此一来，就算太上皇返回，也不能对他为难，反而会保全他的地位，以酬报他的大功。

只是权位一旦上手，想放弃却是太难太难。赵构深夜推枕，一想到自己由“陛下”变为“殿下”，甚至将来可能更加的凄惨落魄，便是打定主意，能赖一天是一天，最好赵桓被金兵再抓了去，甚至有朝一日死了，那才是好！

于是，在隐忍许久，甚至对赵桓言听计从，对方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段时日后，赵构开始小动作不断，拖欠钱赋支持，禁止军队往川陕调动，暗中屡屡召见心腹大臣，明说暗示，让他们不可接受来自长安的诏命，种种手段层出不穷，只盼着能削弱赵桓治下势力，让他败于金国之手。

正觉得手之际，却是传来金国放归被俘虏的大臣，退让陕州潼关各地，甚至是河南山东，赵构却如同五雷轰顶，惊怖莫名。

如果和议答成，最倒霉的自然是他。更令他害怕的是，金国竟是往着长江一线调集大兵，看其动作，竟是有在西线求和，南线求战的意图。

与赵桓担心的恰恰相反，赵构得知此事后，并没有假意求战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是迫不及待，立刻将汪伯彦、黄潜善等主和派官员复位，连连下诏，派遣使者过江，要抢在赵桓前头，与金国达成和议。

这样一来，就算是赵桓与金国也达成和议，他究竟也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对于在长安发生的诸如设立军衔，以官员的官衔来担任实际职务、全面恢复唐朝的中央三省制度，设登闻司和行人司诸事，他却绝不关心。

这些微妙而重要的更改变了历史契机的大事，就在他眼前悄然滑过，并不能使他动心。

因为被议和这样的大事拖住了精力，临安城内一些禁军将领对枢密院使王渊的不满而爆发出来的几次小争端，被他简单粗暴的解决。

而几个禁军将领禀报上来的委屈与抗争，也被他身边的内侍省押班，亲信宦官首领康履所隐瞒。

在他治下，贪官纵横，宦官跋扈，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大地，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两湖之地，百姓却为着吃饱肚子在发愁，在叹气，每当收缴赋税的日子到来，村落里鸡飞狗跳，官员鸣锣坐轿，恶吏如狼似虎，将百姓们微薄的一点出产抢个干干净净，令他们觉得苦不堪言，很难再忍受下去。

原本这一切，都在抵抗金兵的大义下被压制下去，而议和的风声一传，被斥退的黄、汪之流一回，好比在滚油中注入了冷水，整个临安城，都在爆炸的边缘。

江南的冬天与甘陕大地不同。

湿冷，不干脆，粘粘的令人不爽利。又因为传统的原故，很少有百姓在家中象北方人那样堆砌火坑，加厚加固门窗，连衣服，也是漫不经心的并不刻意多穿。

如此一来，在靖康五年的春天，虽然名义上冬天已经离去，春暖花开的时日已经到来，而薄暮时的一场小雪，虽然并不象北方的大雪那样张扬霸道，却是将寒气直逼入人身，又蜿蜒由着简陋的门窗爬进人家，盘踞不去，令人觉得阴冷难耐。

此时的临安城，人口并不如几十年后那么多，也并没有做为宋室偏安皇都多年后的那么热闹繁华。皇帝此时不过是暂且安身，还并没有想到在此久居，随行的官员和武将们，也不把此地当成安身立命的所在。

虽然酒楼妓馆等声色场所因为官员的增多而稍多了一点生意，到得子时将近时，天又冷，人马稀少，所有的临街生意都歇业闭门，只在薄薄的门板里面，偶尔会传来几句人声和残乱的灯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