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哲子一首《咏怀》诗，很快便从沈园向整个都内传播开来，继而便在台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首诗格调如何暂且不论，可是内容上却实在让人不能淡然。整首诗除了沈哲子一直在宣扬的北伐建功以外，更重要的是开篇便批判了中朝那种崇玄务虚的风气，乃至于将神州陆沉、苍生遭劫的现状直接归罪为王衍这种清谈领袖的不作为。

南渡以来，时人对于中朝局面的崩溃并非没有反思，而持有沈哲子这种观点的也并不在少数，但只是局限在私底下的讨论。但是在政局中的主流观点，却避开了这方面的讨论，只是着眼于刘、石之悖逆，将这场浩劫定性为一场内乱，始终不承认两赵政权的独立性。

当然这种态度，看起来是比较硬气，但若究其根本，却是不乏无奈之选，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不愿承认对手的强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中朝的错误非但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修正，反而是变相的继承下来，甚至加以巩固。

之所以会如此，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东晋朝廷本身就是中朝余孽残余，而且先天不足，需要维持中朝那种政治氛围以团结南渡侨门和江东土著，从而坐稳江东。

另一方面则就是琅琊王氏为首的青徐侨门本就是中朝那种氛围的得利者，南渡之后仍然占据高位，哪怕山河已经残破，为了维持原本的权位富贵，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以至于东晋的政治氛围一直都是记吃不记打，与中朝相比毫无起色，乃至于还要更加恶劣。

沈哲子这首诗，之所以能在台内引起轩然大波，自然是因为身份处境的不同。如果是此前，他即便是写了出来，语调更加尖锐激烈，也不会获得太多的关注，并不具备解读的价值，只会被当作一种牢骚。

可是随着淮上大捷之后，沈家本身已经奠定了内为执政、外掌方镇的局面，而沈哲子的人望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这一点从沈园集会就可以看得出来，以往虽然规模动静都不小，但也只被视作一次年轻人们之间的联谊而已。可是今次沈园的集会，却已经被时人当作一场争取上进机会的盛会。

政治斗争，大体可以分为几类。

其一也是最为常见的，便是利益之争，名位高低，权柄大小，实利多寡。这一类斗争，其实无所谓对错，参与双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沈家早年的政治斗争，便一直致力于此，通过长达数年的努力和各种手段，终于撕开了侨门对于政治特权的垄断，挤进了江东政权的最核心。

第二种便是路线之争，或可称为道义之争。这一类斗争已经不再执着于私利，而是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成为国策来施行。是对是错暂且不论，最起码争执双方各自心内都是道义感十足，认为自己坚持是正确的。比如北宋年间的新旧党政，无论坚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出于公义的考量。

还有一种最为恶劣的，则可以称是意气之争，我既不为自己的私利，也不为国家社稷的兴衰，单纯就是看你不顺眼，所以一定要搞死你。这看起来不像是政治人物的思维方式，但事实上类似的斗争屡有上演，尤其是完全文官执政的年代，无论是利益还是道义之争，最后都很有可能向此演变。

沈哲子一路咬紧琅琊王氏不松口，并不再是利益之争，而是对旧有路线的批判。王导等王氏族人，虽然表面上退出了实际的施政决策，但是所留下来的影响却仍根深蒂固。只要这个影响还存在着，那么无论王导下不下台，在位者何人，对局面的限制便始终存在着。

沈哲子也清楚得很，他如今的时誉如此之高，除了本身的功业和沈家的权势影响之外，也不乏人私下里推波助澜，想要将他捧杀。与其在最风光的时候选择喑声而处，韬光养晦，他索性选择一个更大的挑战目标。

沈园的《咏怀》诗是一个信号，当沈哲子在沈园诵诗之后，建康城许多集会场合里，几乎同一时间出现了对于王衍等中朝执政的批判声，甚至坊间直接开始上演早年石勒排墙埋杀中朝公卿以及王衍劝说石勒称帝等有关的剧目。至于王衍狡兔三窟之类的黑材料，更是在第一时间迅速在都内扩散！

如此浩大之风波，自然第一时间传入台城，台城之内也是一片哗然。早前不乏人冷眼旁观沈园集会，甚至不乏人暗鄙沈维周其人，虽然功大名高，但却仍然只是执迷于惑众邀宠此类小术，格局气量实在有欠。当这一场风波掀起后，倏忽间便成燎原之势，实在令人猝不及防。

中书令褚翜匆匆将参与沈园之会的儿子褚希召回，详细询问宴会种种，以及当时在场众人的反应。

褚希便也一五一十道出，不敢有所遗漏“当时席中也有驳于沈维周者，清谈养性，非是衰声，强秦暴起，扫灭六国，盛极一时但却二世而斩，其时未有玄声，该要罪谁？大运自有兴废，岂必二三子之罪！”

褚翜听到这里，眸光闪了一闪，继而又问道：“沈维周是如何回答？”

“沈维周言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王夷甫其人居其位而不敬于业，守其职而不尽于责，任其事而不劳于思，负其誉而不惠于众，无德而禄，因是而殃。一人失德，则天下衰。燕巢幕上，其罪难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