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八章：巨变—汪逆出逃（求订阅、求月票）

眼看着又是一年年底，而现在眼看着战争依旧没有结束的意思，反倒是政府和大本营还在不断地扩兵扩兵再扩兵。

截止目前日军共有正规步兵师团34个，除近卫师团在东京、第19师团在朝鲜的罗南之外，其余32个师团全部调来我国，而在关内的24个师团主要是参加对徐州、武汉、广州等地的战略进攻和对占领地区的警备，在其国内又组成临时“留守师团”14个，即留守第1、2、3、4、5、6、7、8、9、10、11、12、14、16师团，同时还在朝鲜组成留守第20师团，以维持其后方治安和不断地向战地输送兵员。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日军的兵力由区区25万直接扩展到了现在的近80万，直接番了三倍还要多，这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担。

无奈之下，以石原莞尔为首的部分高级军官期望可以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在这些人的主导和影响下，大本营的一些决策者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则是这一年来的第三次变化。

早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当时可谓是牛逼哄哄，觉得中国没啥大不了的，尤其是蒋政府。

当时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

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

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

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随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1938年１１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

而面对日军方面以及日本政府的这种“诱惑”，中国国内也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声音，而这几种声音都很响亮，但是态度却截然相反，甚至于导致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彻底分裂！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种是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毕竟日本的实力摆在那里，中国不管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其它层面都无法和日本相比，总而言之一句话，综合国力相差太大，不具备战胜日本的实力。

第三种是最后胜利论，这部分人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

最后一种则是和平救国论，这部分人的想法就有些可笑了，他们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而最后一种理论在国民政府内部是很有市场的，因为信奉和鼓吹这种理论的是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此人在国民党内部可谓是位高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