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疗救，就只能靠我，只能靠你们，一起努力。我不管是儒学的道统也好，还是净土宗的弥勒，或禅宗的明灯都好，我只希望火种能一代代被贤能传承下去，打破韩退之你所说的大小循环，不用等待什么大恶和大贤大圣，而是人人都能为圣贤，为的不是争这个世，而是为了救这个世，让它能前进，向着光明前进。”这时高岳才转过身来，背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对两位沉思着的人说到。

“这，该如何救？”

“本道想真正增殖百姓的财富，此其一。

本道希望国家和百姓间，除去元额和常赋外，有更多的取予的途径，此其二。

本道希望普天之下，在钱的方面，能定于一，将来钱和国能完全对等起来（天朝几千年都不曾有过的主权货币），然后人们可以凭借‘国钱’，自由地互相转通货殖，并且能用这国钱，将九州之外的土地紧密地结合在华夏的羽翼之下，此其三。

本道想让官吏和百姓，不要光顾着看德，也要看到利，兴元的织机意义便在于此，在道德规范下的逐利并不可耻，此其四。”

韩愈着实有些被吓到，他的眼前好像出现了一副生动的画面，他理想的“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即男耕女织、封闭自然的乡村，在高岳的这番话语下彻底坍塌了：村落原本淳朴的百姓，看到雪般的白金（银子），提着黄亮亮的铜钱，明白这带着魔力的金属能换来一切东西，都发了疯似的，他们扔下了农具，抛下农田和桑树，背井离乡，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山路或水乡间，哪里能得到银钱，就前去那里，‘家门’解体了，‘乡党’崩溃了，无论是商贾还是农人，还是工匠，在外或家里都带着秤盘或算珠，锱铢必较，测量着钱币的重度厚度，国家的血液再也不是圣贤们的训诫，而是白色的银，或者金、铜——这种情景，比韩愈先前设想的“兴元革命”景象还要刺激，还要让人惊骇。

此刻韩愈抱起脑袋，对高岳说：“如此来，一乡之间一村之内，东户无钱则贫，西户有钱则贵，上下竞相构利，无不逐金银，道德可就完全坍塌了......”

可柳宗元却似乎懂了些，“兴元织机相传一日之功，可抵五人，乃至十人。那也即是说，而是于津要处设集镇监司，如有五十张织机，即相当二百五十人之功，然则一人一机足矣，那么二百人的功用便冗余下来，省功的话，棉布或丝帛之价必然会降低，那么很快全天下既能遍有布帛。”

“可人功的酬直也要下降四五倍！”韩愈愤然纠正说，他认为柳宗元只是看到了好的方面而已。

高岳说：“退之只见其一，不见其他。既然发明机巧，可以让酬直下落，那么商贾坊主很快就会趋之若鹜，以求减省本钱。至于冗余下来的人功，便能用于其他方向，比如可烧瓷，可搬输，可做其他任何事，既然财富都是人所创造的，如是财富才能真正得到扩张增殖，财富愈多，商户、廓坊户愈多，朝廷、官府可以抽取的税钱就越多，且不用增加元额，也无需在国家有事（比如战争）时过分横征暴敛，因为这两种人户交纳的两税，全是现钱。”

“既然税钱多了，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钱来转通。这也就是卫国公所言的，不但要铸更多的钱来，且光是铜钱，也不甚得力了。”柳宗元很敏锐地举一反三，“那样金银就必须得加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