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征，是辅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

魏征以“忠耿直谏”著称，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佳话千古。

所以，才有了后来古瓷上的这类绘画，传世不绝。

历史上，唐太宗就曾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座右铭，并留下“三镜自照”的比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叹“朕痛失一镜也”。“

太宗怀鹞”的故事，也反映出唐代比较开明的政治风气。

我们知道：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

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还主动结成亲家。

魏征去世时，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

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脸，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对于太宗这种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候君集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太宗的忌。

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甚至刻意蒙死鹞鸟，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

其实，唐太宗是史上少有的明君，为了开创大唐盛世，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所以，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

在国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

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200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年龄与见识上的差距，情感与代沟上的隔阂，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

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扰。

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

能把“从谏入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份上，魏征的进谏确实积极过了头。

俗话说，爱太深，容易出裂痕。

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累积起来的压抑，总会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的导火索。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由此可见，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太宗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