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生当时考虑到部队刚刚扩编，战斗力正处于最低落的时候，所以主动撤出了东阿县城。但是日军并不认为谢文生所部是主动撤离，反而是认为谢文生所部是害怕而逃跑的。所以在谢文生所部撤离后不久日军便在第一时间进驻了东阿县城，并且还派出搜索部队大肆搜查谢文生所部的行踪。

谢文生是何许人也，又怎么能让这些并不熟悉地形的鬼子搜索到。在搜查了几天后一无所获，日军便将一些伪军汉奸甚至是一些亲日商人派到谢文生所部活动的地区，用这些人探查谢文生所部的下落。

而谢文生也是一个十分机警的人，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以后，立即派出部队抓了十几个家伙，最后审问的结果则是一个叫做“新民会”的组织露出水面。

在了解到这个组织的一部分情况后，谢文生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上报到马铮那里。

接到谢文生发来的电报后，马铮也是一阵心惊，这个新民会他并不陌生，来之前他就想过有可能和这个组织发生冲突，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和这个汉奸组织相遇了。

说起新民会恐怕山东人没有不知道的，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在华北地区建立并操纵的一个政治团体组织，它是日军侵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此时是以军事强力侵入中国，既然是武力入侵，那么日本人必须要考虑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付中国人的武力抵抗，二是如何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

日本人兵力有限，不可能单靠军队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统治问题。正如中国有一句老话，可以马上打天下，但是却不能马上治天下。

而如何消化和通知占领区是日军入侵中国之后首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并非山东一地的病症，而是整个侵华日军都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占领区，日军遇到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武力反抗，还有来自中国民众思想意识上的抗拒，这不是靠枪炮能解决的。因而，那些所谓的亲日商人团体就提出了在占领区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奴化宣传、教育安抚问题的措施。

最初，日本用于担负此项工作的是宣抚班。宣抚班是隶属于日军军级特务部执行宣传、安抚任务的随军组织，是一支专门针对思想奴化文化入侵的组织。当日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由一种穿军装的人出面，以演说、唱歌、演剧以及散传单、办报纸等较为温和但是极其邪恶的手段，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帮助日本人组织当地维持会等伪组织。

但是，这种“宣传安抚”总是给中国人民一种被异族侵略的“屈辱感”，在感情上格格不入。于是，日军便改变统治措施和办法，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大力扶持、组织汉奸政权，一方面仿照伪满协和会的办法建立主要由汉奸组成的、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宣传组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和佐藤爱子的导演下，成立了日军操纵的所谓“民众团体”——新民会。

新民会主要由华人组成汇集，在组织系统上，它与华北伪政权结为一体，设会长为最高领导人，聘日本人为顾问，下设中央指导部作为日常事务的具体组织、指导机构。地方机构，省设指导部，一般由伪省长兼任部长，省以下设道办事处及县市指导部。它与伪政权相结合，组成一个从华北伪政权到省、县以至乡村的庞大网络，主要依附于军队进行组织建立及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