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官员们都自觉将违禁的书籍都连夜烧掉了，不过，孙之獬的奏章就象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名礼部侍郎，仅凭一份奏章将拉了三十五名大臣下马，十五名还被斩首，其中就包括孙之獬的上司，孙之獬顺利的由侍郎转为尚书，许多一直找不到机会投机钻营之人兴奋起来，他们看到文字狱的威力。

从孙之獬上书后，京城一下子密告成风，先是告仇人，然后是同事，甚至是密友，早上还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到了晚上就有可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告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收藏南明过来的邸报，将大清视为蛮夷，攻击大清太祖，太宗固然可以直接入罪；就是影射，借古讽今也是大罪。

对于这些密告之人，多尔衮指使顺天府都要好生接待，一旦查到被告之人属实，马上严厉惩办，即使是密告之人不实，也不用受到什么处罚，一时之间，京城人人自危。

京城的密告成风，倒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两处锦衣卫据点暴露，被顺天府衙役顺藤摸瓜，接连抓获了十几名京城活动的锦衣卫，更加助长了密告的人数。

许多原本对多尔衮不满的大臣在这种高压之下无不向多尔衮低头，纷纷向摄政王府表忠心，多尔衮的权力更进了一层，已经有人建议，将皇叔父摄政王中间的叔字去掉，变成皇父摄政王。

这股风越刮越大，从京城开始又漫延到满人控制的地方，尤其是山东更是成了重灾区，这里起义不断，为了镇压义军，清军频繁调动，所耗钱粮巨大，普通的农民和一些小门小户早已经穷得榨不出油水，唯有一些大户人家依然家财万贯，粮食堆积如山。各地官府早就对这些豪富之家流口水，只是以前没有什么借口，这些豪富之家又与官府关系密切，一时不好下手。

文字狱的风波从京城传了出来，各地官府都是大喜过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个年代，哪个富户家中没有书籍，只要随便一搜，自然可以找出错处，首先与官府不那么密切的富户成为地方官府的肥羊，只要官府看上哪家富户的财产，他们事先甚至不需要先找到证据，派兵一搜，自然各种证据都握在手中，直接就可以抄家灭族。

不但是富户，就是官员也互相倾扎起来，无数人被牵连进去，许多人抄家灭族。弘光二年的六七月，清廷记载的大小文字狱就高达千起，牵连的人数超过十万，杀头之人不下万人，更多人的处于流刑，要么死于路上，要么辗转到了熬到北方，成为那里留守的满人奴隶。

被记载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富户只是承受了官府的借机勒索，花钱消灾，在一轮轮的文字狱过后，清廷一直结据靠吃老本的财政竟然破天荒的好转起来。

到了弘光二年的八月，密告之风依然未停，多尔衮集大清权利亦一身，哪怕他此时做皇帝也无人敢反对，多尔衮才意识到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否则要将汉人官员和富人都杀光了，没有这些汉官和富户的支持，大清朝廷难道能指望这些承受苛捐杂税，穷得叮当响的穷人支持，他就是做了皇帝也没有意味，多尔衮发出旨意，暂停行文字狱，非重大案情，丧心欲狂谋反者，官府不再受理密告，这轮文学狱的风潮才慢慢平息下来。

满人掀起的这场文字狱风波，让锦衣卫的活动大受限制，稍有怀疑就被人密告抓捕，锦衣卫在接连损失人手之后只得谨慎下来，减少了在满人地面的活动，邸报自然也无法再传到北方，多尔衮也算取得了效果。

文字狱导致了北方大量书籍被毁，不过，大明一直是南方文化荟萃，清人能毁得了北方的书籍，却毁不了南方的书籍，对于文化来说是谈不上什么损失，北方大量的官员士子被牵连，对于大明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到了现在，除了那些已经铁心做汉奸的官员，几乎所有的士绅都心向南方。

江南士林的震动更大，他们纷纷写文祭奠北方因为文字狱死亡的亲友，留在北方的许多官员和士子本来就是南方人，他们在江南都有亲友，以前因为他们从贼，许多人生怕影响到自己的前途，纷纷与之划清界线，现在他们祭奠时倒也理直气壮，这些人既然不容于满人，自然是心忧大明之人，只是暂时沦落在北方，有家不能归而已，祭奠他们才能显示出自己不忘友情的情怀。

连王福也不免要下旨祭奠一番，罢朝三日，以示哀伤，其实王福却心下甚喜，满人这么快露出了他们的本性，今后至少可以不担心一些文人士绅对于改朝换代的麻木不仁，甚至还贪图小利，卖粮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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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谦，这章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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