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一直被父亲忽略的张英芳走到了张全福的面前。随着她年龄的增长以及经年累月的耳濡目染，让她对父亲做的事有了更多的体会和理解。她自告奋勇去日本发展父亲的事业。她心里很清楚，不管她再怎么优秀，都不能轻易改变父亲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其这样，还不如孤悬海外奋力一搏。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看到张家挣了钱，本村和邻村的更多石匠也进入花卉雕刻模式。竞争的出现，使得价格战以最原始的方式简单粗暴地拷打着市场里所有的从业者。

正所谓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又残酷的。

进入八十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以始料不及的速度迅速衰退，张家的采购订单从每季度几百件迅速降低到每季度几十件然后又降到了每年十几件一直到最后的没有订单。

老大，老二和老四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也都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公司，眼见父亲这棵大树已经枯萎凋谢，三兄弟各展神通，纷纷巧立名目，把家族公司的收入划拨到自己名下公司的账上。

彼此间矛盾重重的三兄弟此时的想法竟达到了空前的一致：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吧。

当本村和邻村的花卉石匠们纷纷转型进入其他雕刻领域时，吃过见过的张英芳说服了张全福让她带着产品和剩余的部分资金，从日本杀到了东南亚，然后又进入欧洲，参加了在德国，法国和卢森堡等国召开的专业展会。

在三兄弟看来张英芳这种做法纯粹是鱼死网破的徒劳之举，而张英芳却坚信，彼时的欧洲市场才是一片新天地，值得她放手一搏。

哪知就是这最后一搏，竟让她闯出一片新的天空。

彼时德国的市场里还没有太多的国内石材厂商。凭借精湛的工艺，优良的石材，以及低廉的价格，张英芳的产品一举拿到了德国人和卢森堡人的订单。虽然订单数量和金额还不能和公司巅峰时期拿到的日本人的订单和金额相提并论，但在家族公司的传统业务岌岌可危之际，张英芳也算得上是力挽狂澜之人。

张全福从来没想过，在自己70岁前竟能亲眼看到当初的小生意变成了后面跨国贸易的大事业。

看见枯木又逢春，老树发新枝，三弟兄不情不愿地陆续偷摸把钱转回到家族公司的账上。

1999年到2000年间，张英芳开始接触一家德国公司，对方的派头很大，要求多且繁琐，订单数量却并不是很高。

按照三兄弟甚至是张全福的看法，这种小鱼小虾就不用做了，全力以赴服务好其他大客户才是王道。

但张英芳坚持“客户无大小”，仍然中规中矩地按流程和德国人谈判，甚至在后期谈判时把张全福也拉了进来。

但让三弟兄吃惊的事还在后面，德国人竟对张全福的理念和产品极为认同，谈判后不仅提高了采购总额，还把另一家德国公司也介绍给张全福。

这一下三弟兄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想伸手参和一下。

但老大由于常年负责国内业务和自己的私事，事多且杂，根本抽不开身。

老四因为年轻，精力旺盛，直接就跟了过来。

老二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老大毕竟还懂一些业务，老二由于多年无所事事，对业务的事一窍不通，但又不甘心置身事外，于是成立了一家翻译社。翻译社平时根本没什么业务，一直在赔钱。但张英华想的更多一些：每次张全福出国，他都是亲自挑选翻译社里的男翻译随行，连翻译带生活秘书一起搞定，美其名曰照顾老人。

其他兄弟姐妹本来都没往多了想，结果张英芳在一次抽查合同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合同上的德方采购价格竟然比以前的报价低了很多，而公司上下竟没有一人对此提出异议。

张英芳觉得事有蹊跷，直接一个电话打到德方公司的纽伦堡总部，询问有关情况，却得到了让她意想不到的答案：采购价格从未变过。

一番查证后，大家才发现是老二派来的翻译利用大家都不懂外语及公司用章管理不严等方法，弄了一份假合同欺骗公司，同时勾结公司的财务把多余的钱二一添作五给分了。

张英芳第一时间报了警，看着男翻译和公司财务锒铛入狱，老二也觉得面上无光。虽然所有人都说这事与他无关，每次出国还是让他找翻译，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以后家里没他说话的份儿了。

这次张全福以70多岁的高龄亲自到德国谈生意，家族上下都很重视。更不用说，老四自然是最上心的。

张英芳叹了口气，掐灭了手中的烟。她把身体蜷缩在沙发上，尽量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8:30，陆苇就开始给昨晚看好的、提供打工信息的劳动中介打电话，其中大部分中介都直接拒绝了她，唯独最后一家中介答应先帮她推荐试试，让她带着材料先去中介登记。

陆苇随便扒拉了两口饭就跳上了城市轻轨，直奔中介而去。

九点整，董锵锵准时到了驾校。有了第一次实际上路的尴尬经验，现在坐在教室里的他，听得比第一次更认真了。

毕竟这些知识都是他真金白银交了钱的。更关键的是，学的好不好和以后挣钱多少有直接联系，他可不想再像以前一样混下去了。

也许这就是成长的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