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陆垚在进行比武大会的同时，宋夏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紧张。

范仲淹与韩琦为首的大宋，和以张元为代表的西夏的谈判，双方从一开始就陷入到了僵局，对于是否承认西夏独立，双方各执一词，都不肯让步，谈判越来越难以进行下去。

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张元此人了。

原为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今陕西华阴人），本姓张，名不详，年轻时“以侠自任”、“负气倜傥、有纵横才”，才华出众。在北宋累试不第(一说殿试时被黜落），自视才能难以施展，遂决心叛宋投夏。

大约在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年），也是元昊建国前的广运、大庆年间，与好友吴昊（真名不详，原姓胡）听说李元昊有立国称帝大志，就来到西夏，此时才改名为张元，其胡姓好友改姓名为吴昊。二人在一家酒馆里，终日饮酒，并用笔在墙壁上写下：“张元吴昊来饮此楼”。巡逻者见到后，知道他们不是夏人，将他们拿下送予元昊。元昊问他们为何触犯其名讳？（时元昊尚未改名为曩霄）为何进入夏境？二人大声说：“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元昊本姓拓跋，其先人曾先后受唐朝皇帝赐姓李和宋朝皇帝赐姓赵，可谓一人多姓）元昊听后非常惊奇，就释放了他们，并且委以重任。

二人投夏后，其家属被宋羁縻随州的时候，元昊派间谍矫宋朝的诏令释放他们，人未有知者，后乃闻西入临境作乐，迎此二家而去”入夏后颇得信任，元昊称帝建国后不久，即任命张元为中书令，后来吴昊也被重用。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好水川之战中张元辅助元昊大败任福等人率领的宋军，宋军仅阵亡就高达一万多人，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西夏军师张元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以宋军的尸山血海来博取功名，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诗后题言讥讽韩琦，署名时写了一大串官衔：“（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同年，官至国相。其素怀功名，以灭宋为志，力劝元昊扩大对宋战争，攻取陕西关中之地，进而东向中原，同时联络契丹，让其攻打河北诸路，让宋朝受到两面夹击，势必陷入困境乃至崩溃。

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建议元昊出兵渭州，待机取长安。元昊采纳了他的意见，策划了定川寨之战（1042年），元昊那句“朕当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豪气干云的通告，也出自张元的手笔。夏军深入到渭州境，但该路军队遭到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西夏士兵军覆灭，西夏直捣关中的计划最终破灭。张元常劝说元昊：攻取汉地，令汉人守之，这样才能扩大疆域，财用充足。但元昊还是游牧民族长期养成的习惯，常是掳掠而还。因此，虽然取得胜利，财用却越来越困难。

后来，元昊在准备与北宋议和（“庆历和议”1044年）时，张元力争不可，但是元昊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及至西夏与契丹发生战事（1044年的贺兰山之战），张元知道其理想无法实现，于是郁郁不乐，在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病逝。元昊不知所终。

可以看出，张元此人其实即便是在战后也是非常不同意宋夏和议的。恐怕这与他在大宋当时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屡次科举不能中榜，而在大夏这边倒是受到了重用。

宋朝经过赵匡胤、赵光义哥俩的开拓，到宋真宗时已经进入守成时代。澶渊之盟后，宋辽实现长期和平，宋真宗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又是降“天书”，又是封禅泰山，又是祭祀后土，“一国君臣如病狂”，宋面对咄咄逼人的李继迁，宋真宗没有采取得力的进讨措施，反而妥协退让，将夏、银、绥、宥、静等五州之地白白送给李继迁，为西夏崛起奠定了基础。

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继位，他依照李继迁的遗嘱，同时向辽、宋称臣，以和平麻痹宋朝，不断向西扩张势力；宋朝承平日久，君臣懈怠，庸碌无为，既缺乏危机意识，坐视西夏壮大，又缺乏改革精神，因循守旧，面对“冗兵”现象，不敢大刀阔斧改革，军队人数虽多，却军备松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反观西夏，经过李继迁的奋力打拼，李德明的韬光养晦，李元昊的锐意进取，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已经具备了与宋朝掰手腕的实力。蓄谋已久的西夏一旦猝然发难，宋朝自然猝不及防。

西夏的发难并非毫无征兆，李元昊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废宋朝赐的姓氏、名号，对内不用宋朝年号，下“秃发令”，禁止国民留长发；大举动员，在宋辽边境部署重兵，释放出出称帝独立、对外作战的强烈信号。即便从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开始算起，到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中间也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李元昊遣使上表，要求宋朝承认其皇帝称号，野心昭然若揭。

如果宋朝在李元昊继位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保持足够警惕，做出相应准备，制定一个统一明确的对夏策略，应该不至于像后来败得那么惨。但宋朝统治集团分成两派，在如何对待西夏是和时战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的主张安抚，有的主张备战。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宋朝以夏竦、范雍经略西北边事，夏竦提出“缮兵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的长期防御方针，但宰相张士逊等人却妄想速决战，一举剿灭西夏。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优柔寡断，面对大臣的争执首鼠两端，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出明确意见，也统一不了思想，坐失抓住战役主动的良机。

战争爆发后，宋朝高层仍然争议不断，范仲淹等人主张积极防御，韩琦等人主张主动进攻，朝廷高层认为“边臣之情，务夸勇敢，耻言畏怯，区区过慎，坐老吾师”，宋仁宗则是墙头草，随风倒，先是支持韩琦的进攻主张，遭遇好水川惨败后又转而支持范仲淹的积极防御。当宋朝君臣在和战攻守的问题上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拿不出一个明确方案时，西夏却认准“打”这一条路走下去，李元昊也不搞什么民主，他说一不二，一个人的意见就是西夏的唯一战略。如此对比之下，宋朝不败都难。

宋朝的军事体制由宋太祖、宋太宗奠定基础，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实行“将从中御”的驭将之术，喜欢分散统兵将帅的兵权，在一个军事战略区内设置多路将帅，又不设总指挥，让他们互不隶属，互不统辖，从而制约将帅，防止其拥兵造反。宋真宗、宋仁宗将“将从中御”奉为“祖宗家法”，坚定不移地执行。

宋夏战争期间，宋朝先将西北军事区划分为两路，即泾原秦凤路和鄜延环庆路，由夏竦、范雍分领，两人官职相当，互不统辖，不能相互支援，好水川之战前夕，范雍请求增援时，不能直接调动夏竦麾下兵马，必须上书朝廷，才能请求增援，导致好水川之败；后来，宋廷汲取兵权分散的教训，以夏竦总管陕西，韩琦、范仲淹分管两路，作为夏竦的副手，但韩琦、范仲淹意见不一致，作为其共同上级的夏竦先是支持范仲淹，后来又迎合宋仁宗的意见，支持韩琦主动进攻，又导致三川口之败；再后来，宋廷撤了夏竦的职，不设方面总管，将两路各自一分为二，分为泾原路、秦凤路、鄜延路、环庆路四路，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分领四路，互不统辖，进一步分散指挥权，又招致定川寨之败。

综观宋仁宗在位期间的宋夏战争，绝大多数时间内，宋朝沿边各路将帅都是互不隶属，不相统辖，缺乏能总管各方、统一指挥的方面大帅，甚至出现将帅不协。反观西夏的李元昊，不管你有几路将帅，我只管一路来攻，大军也只有我一个统帅，对比之下，谁的效率更高，高下立判。

西夏是党项建立的国家。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很早便生活在青海、甘肃的黄河流域一带，过着原始游牧生活。游牧民族天生擅长骑射，党项曾在唐朝时帮助出兵帮助平定黄巢起义，战斗力十分强悍。西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实行民皆兵制，族人闲时为民，战时当兵，遇有征战，自备马匹装备，粮草衣食，没有粮草辎重部队拖后腿，粮草不足时则在战区掠夺物资作为补给，因此他们的部队机动灵活，兵强马壮，其精锐重装骑兵号称“铁鹞子”，既擅长长途奔袭，又在大西北的复杂地形中闪转腾挪，来得快，去得也快，经常利用地利优势掩护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宋军难觅其踪。

反观宋朝，由于丧失了对幽云十六州和大西北的控制权，严重缺乏马匹，骑兵数量不足，在宋夏战场上只能以步兵集团防御，机动性很差，靠两条腿在丘陵地带步行，对突来突去的西夏骑兵望尘莫及，造不成任何杀伤。更重要的是，尽管宋朝在宋夏边境部署了30万禁军，但由于边境线漫长，宋军不得不分散兵力，驻守在近千公里的战线上，又不舍得放弃城池据点。只要对方集中进攻一点，宋军便被牵着鼻子走，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相互救援中兵困马乏，被敌人抓住机会予以歼灭。处在防御位置的宋朝原本就处于战略劣势，加上缺乏骑兵，更是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宋朝崇文抑武，不以武人为一路主帅，无论夏竦、陈执中、范雍，还是韩琦、范仲淹、庞籍，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他们之中，只有夏竦、范仲淹富有军事谋略，其他人则寡于计谋，缺乏军事经验，不懂战术，大多时候只是纸上谈兵，胡乱指挥。宋朝的武将则一味勇武，同样缺少谋略，如刘平、任福、葛怀敏等都是粗勇之人，一逢战事，便恃勇而骄，轻敌冒进，屡屡中计，每每惨败。

与宋朝将帅不擅军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元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奇才，他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却深通用兵之道，擅长运用地利之便，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跟宋军大打游击战、运动战，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中，李元昊运用了“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等战术战法，有的还是重复使用，几乎一个套路，却屡试不爽，而宋军不知吸取战败教训，屡屡上当受骗，中了西夏军队诱敌深入之计，战术僵化，不知变通，充分显示出宋夏双方将帅在谋略和战术上的巨大差距。

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战争之中，而在战争之外。无论战略战术，还是体制制度，以及军队战斗力，宋朝对西夏都面落于下风，因此宋夏战争还没开打，胜负就决定了，宋朝屡战屡败早在预料之中。当然，西夏也有致命缺陷，就是综合国力不如宋朝，后勤保障能力差，打得起耗不起，所以在三大战役后，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议，宋朝再次花钱买了和平。后来，范仲淹等人针对西夏的用兵特点，总结教训，调整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御敌之策：“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土兵以守之。”“如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比之朝去暮还，此为稍便。”

范仲淹这一策略的精髓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守为攻，逐步蚕食”。事实证明，这一调整是积极正确的，也被后来的皇帝沿用。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宋朝进一步优化积极防御策略，通过实施“浅攻”不断挤压西夏生存空间，彻底扭转了宋夏战争的不利局面，一举取得战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