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拧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吐了出来，我忙喝了口水，然后给自己也点上支烟。老头还在继续着：“虽说是白天，但屋里的光线并不好，关科长家的窗上贴着绿色的窗花纸，太阳射过玻璃，他的脸显得惨绿。他很认真地咀嚼着，仿佛真正地在品尝着美味珍肴，而我们则是感到无比的恶心，有几个年轻人甚至当场就吐了。”他顿了顿，吸了口烟，他的目光望向远方，他还陷入在他的回忆之中。我轻轻地叫道：“大爷。”他一惊，“啊？”然后才回过神来：“警察问他：‘你就是关德宁？’他没有理会警察的问话，只是一个劲的傻笑，一边还说着：‘很好吃的，真的很好吃的，你要不要啊？’然后在锅里捞了一会，又抓着一把内脏递过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当时感觉全身象虚脱一样，摇摇晃晃地夺门而逃。后来警察是怎么把他弄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没过多久，就听说经过鉴定，他患了严重的精神病，至于是什么病我就不知道了，最后警察把他转到了精神病院，从那以后，大家都没有再提到他，对曾经亲眼目睹那一幕的人，关科长无异于就是一个恶梦。”听完了老头说和故事，我的心很乱，这一切关心从来没有说过，但她是有隐瞒的理由的，毕竟对她而言，这是家丑。我突然有点理解她了，换作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一段给外人说道的。</p>

我望着老头，问道：“关科长出事以后，他原来的妻子来看过他吗？”老头叹了口气说：“他原来的妻子离婚后就离开了凯里，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去了省城女儿那里，也有人说她去了北京，听说她娘家就是北京的。”又是北京？看来我分析得并没有错，关心和陆家的关系应该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要么她们就是直接的亲戚关系，要么一定是什么世交。我又继续问道：“出事后关心回来过吗？”老头摇了摇头：“没有，她一直恨着她的父亲，她母亲走的时候把她一直带走的，至今从来没有再回来过。”我点了点头，便把话题岔开了，又拉了会家常，然后客气地和老头道别了。</p>

我是慢慢步行回酒店的，因为刚才下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酒店和文化局离得并不远。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心里阻得慌，突然有种想喝酒的冲动。不知道是不是在内心里为关心难过，我竟然感觉到眼里有些湿润了。</p>

进入酒店大堂，我突然有点不安的感觉，好象我被一双眼睛紧紧地盯住，怎么也摆脱不了。我用余光看了看四周，并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知道，我被跟踪了。我进了电梯，并没有人跟进来，我摁了一下十楼，想想觉得这样并不安全，我又摁了一下六楼，电梯到六楼停下后我走了出去，从安全通道下到了底层。</p>

我从酒店的员工通道出了酒店，拦了部车让他随便找一家远点的旅馆。还好出来我带了手提包，钱和手机都在，我的心倒也不慌了。酒店里并没有什么东西，除了一包换洗的衣服。我掏出手机给邓琨挂去电话，简洁地把事情给他说了下。他说队里有案子，一时半会走不开，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他估计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这之前他会和凯里市局的朋友打电话，让他过来陪着我，保证我的安全。放下电话，我才松了口气。</p>

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条件很差，但我看了地形，除了正大门还有两个出口，一旦有事我能够及时地逃离。我躺在旅馆看上去并不干净的床上，我在想着这一切空间是怎么回事。我到凯里市并没有人知道，可怎么会有人跟踪我呢？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我都感觉到了杀机。陆家，只有陆家的人才知道我一定会到凯里来，也只有他们知道我到这里第一站就会去打听关心的事。</p>

手机响了，是邓琨，他告诉我他在凯里的朋友一会就过来，让我把地址给他，他把地址和电话给他朋友，然后交待我小心一点，在他朋友来之前千万别出门。</p>

我在焦急地等待，不时地从窗子向外看，窗户正对着大门，车子来的话只能在大门外停下，而后面的两个通道都是狭窄的小巷，我想如果要抓我的人一定不会从那里进来的。街上很平静，虽然偶尔不时有人经过，但并没有我感觉到的危险。我看到两个身着警服的男人走到了大门外，其中一个掏出手机好象在拨号，不一会，我的电话响了，我没有接，挂断了，马上给邓琨打了过去：“你的朋友是一个人来吗？”他说：“嗯，我交待他一个人来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没事，我挂了电话，把电话调成振动，拿起包，冲出房间，向后院的小巷跑去。我之所以打电话给邓琨，是因为我看到了那两个警察脸上的杀气，特别是那双眼睛，如刀锋一般尖锐而冰冷。他们不象是来救人的，那种紧张和急切没有在他们脸上表露出来。长期的行为心理研究，使我很快就对他们俩人做出了判断，危险又一步逼近了。</p>

我并没有跑远，我跑进了巷尾的一个小饭馆，饭馆有二楼，我躲在二楼上，随便点了两个小菜，留心着楼下的情况。果然，大约七八分钟后，那两个警察从小门冲了出来，两人对着后巷一阵嘀咕，然后往巷子的尽头追了去。他们不会想过我并没跑远，更不会想到我就在附近藏匿。</p>

我慢慢地吃着东西，我想两人应该不会再回来了。</p>